“重写文学史”是8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思潮之一，在80年代的语境中，它不仪建构起了全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科话语，确立了影响深远的现代化文学叙事观念。更重要的是，它与当时诸多的社会文化思潮都拥有共同的价值指向，那就是，如何在一个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分裂”而政权又保持着连续性的环境中开辟尽可能广阔的言说空间。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更是系统的社会文化工程的一部分，它是80年代众多的应对“文革”后严重文化危机的社会话语之一种，与同时期的政治话语、美学话语、哲学话语等人文社科话语一起，构成重建文化主体和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力量之一。因此，我将本论文的研究对象--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界定如下：在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一类知识分子借助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重建文学史的主体性，参与80年代现代化文学叙事和现代化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文化思潮。　　 我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从整体性的角度考察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与80年代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多重关系。“重写文学史”思潮作为一种应对文化危机的历史事件，只有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才具有历史意义，它当然指向一种普遍的理论观念或者学科知识，但是后者只有在前者之中才能生成。因此，我将试图回到历史的现场，把“重写文学史”思潮放到当时的语境中考察它的运行方式和轨迹，发现话语的变迁史和具体的行为实践之间的关联。二、考察不同的社会文化话语与“重写文学史”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80年代的政治话语、美学话语等等足如何进入“重写文学史”话语并最终成为“重写文学史”话语的一分子，这之间发生了何种转换和位移，是这一工作的重点。对“现代化”、“审美原则”、“主体性”等关键词在“话语旅行”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考量将足有趣且有难度的工作。三、分析“重写文学史”思潮参与主体的知识构成、美学旨趣和行为实践。在既往的研究中，对“重写文学史”思潮参与主体的考察相对而言是比较模糊的，这缘于80年代对“大写主体”的盲目的信任，而忽视了主体作为一种历史建构物的特殊性。对参与主体的细部考量，或许能够见出“重写文学史”思潮内部的差异和分离，并将进一步折射出80年代主体建构的多重性。　　 这些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抵牾的研究方向意味着我将不能受制于某种单一的方法论，实际上，我对那种以某种单一的方法论来强行进入具体丰富的研究对象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虽然在我的研究中，传统的实证主义、后现代的福柯(Michel Foucault)话语理论、社会学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场域”理论都有所使用，但都是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需要而进行的有选择的获取，而且始终遵循有助于研究的合理拓展和生发的原则。因此，以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方法论来谨慎地规避各种条条框框的方法论的区分，是本论文在方法沦上的尝试。　　 论文的每一章都可以视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第一章以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个案描述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前史”，并引出对现代文学性质的讨论。第二章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的历史背景、参与主体和现代化叙事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分析上海作为特殊的“文化空间”与“重写文学史”思潮之间的关联。第四章对“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两个重要理论命题“审美性”和“主体性”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讨论，并反思“重写文学史”思潮所建构起来的“专业主义”和“主体意识”。这些独立的部分将统一于“重写文学史”思潮与8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话语复杂互动的关系格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