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社会的发展是每一个社会的美好愿望和努力的方向,而对发展的内容和途径的不同认识也就构成了不同的发展观念。传统发展观以主流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一直占据着发展观念的正统地位,追求所谓的“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或“效率”,一方面把人作为创造经济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忽视经济利益的分配正义,忽视“平等”,这就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传统发展观所导致的弊端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反思。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传统发展观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是由于不正确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的错误主要是没有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人在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只把人作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这就直接导致了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森强调人在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把“人的发展”作为发展目的。在此基础上,阿马蒂亚·森提出了“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和“可行能力(capability)"的概念,“功能性活动”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则是其有可能实现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反映的是生活的特征,所有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就反映着所有可能的生活状态,那么,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反映的就仅仅是这个人现在的生活状态,代表的是一种自由,森称之为“实质自由(substantive freedom)"。本文的主要内容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可行能力(capability)"的内涵的研究,从微观上对可行能力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研究：第二部分是从宏观层面上研究从可行能力视角看待发展的现实意义,研究认为从可行能力视角看待发展能够使在人们在评价发展成果时站在客观的立场,对“实质自由”进行人际比较；从可行能力视角看待发展能够确立人在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位置,克服了传统发展观由于不正确的价值判断所产生的弊端。具体地,本文对“可行能力(capability)"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类整理和综合分析,认为国内学者对森的思想的研究存在着空白,大多数观点是对森所表述过的思想的罗列和总结,而缺乏对“功能性活动(unctioning)"和“可行能力(capability)"内涵的较深刻的辨析。阿马蒂亚·森提出了“可行能力”的概念,但对“可行能力”的内涵和界定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探讨,“可行能力”内涵的模糊成为学者们提出置疑的主要依据。而总结国外较有影响力的少数几篇相关文献得知,国外学者对森的思想褒贬不一,其研究侧重于对“可行能力”的内涵和界定问题的分析。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从“可行能力”的内涵分析入手,分析了“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和“可行能力(capability)"内涵及相互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判断某一生活状态是否是“功能性活动”应同时具备主观上的有价值性,主观上的有价值性表示主体对“功能性活动”的认定具有主观性,受心理状态和外在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功能性活动”的种类多样性,客观上构成了“功能性活动”的多元性。由于“可行能力”是一个人可以实现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从而使得“可行能力”也具有内在多元性。宏观层面上,除了可行能力视角,还存在着其它的用于评价发展的视角。本文分别对效用视角和财富视角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效用本身是主观性的,而正如基思·哈特(Keith Hart)所说：“主观主义是一条理论上的死胡同。”对于财富视角的批判,不否定财富对于生活质量的作用,但人们所真正看重的是生活本身,比如一个人有很多的书籍,却不能代表这个人有渊博的知识和智慧,拥有知识和智慧才能让其拥有更强的“可行能力”,才能享受更好的生活。本文接着对从可行能力视角来评价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发展的过程被看成是不断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的过程,作为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可行能力(capability)"来源于生活,也反映了其生活状况,这样“可行能力”就具有了评价生活状况的基础,而生活状况反映了发展水平,从而“可行能力”串通了发展和生活状况,这就是说确立可行能力视角,对发展的评价也就是对人的生活状况的评价,从而“可行能力”在发展、生活状况、“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本文认为,可行能力发展观内在地注重人在发展过程中的位置,能够带来的有别于传统发展观的一系列变化。通过对比可行能力发展观与以效用、财富视角为代表的传统发展观,认为可行能力发展观可以确立客观的评价发展的立场,重新阐述发展手段和发展目的关系,更加注重对平等的考量,确立个人发展优先于社会发展的观念,真正让发展成果用于改善人的生活,以个人发展为基础和动力来促进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