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通常包括越权担保行为、越权投资行为、越权处分公司财产行为等,在越权代表行为中通常涉及善意相对人的认定。通常来讲,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只对善意相对人有效,然而,在理论上与实践中,我们对相对人善意的认定还未形成明晰的标准,以至于对相对人善意的认定产生混乱。相对人善意的认定是越权代表行为效力认定的关键环节,只有对相对人善意的认定标准予以明晰,才可以减少司法裁判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对公司与相对人的利益予以同等保护,维护交易安全。本文主要运用类型化的思维与案例研究的方法对拟研究的问题展开论证,以期得到可靠的结论。相对人善意的认定需要综合多种因素进行考量,需要厘清善意与过失的关系,如果相对人存在重大过失则排除其善意;需要明晰外观主义在善意相对人认定中的适用,法院在裁判中应当承担区分一般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的注意义务,而相对人应当承担区分决议的内部性与外部性、区分公司的一般事项与重大事项等注意义务;需要准确界定善意相对人的审查义务的范围与标准,相对人审查义务的范围包括公司章程、决议、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及交易合同上的公章,审查义务的标准主要是形式审查,因审查内容的不同,应当运用类型化的思维,具体认定;需要不断优化司法裁判中相对人善意认定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应运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由公司对相对人的恶意承担举证责任,同时对举证的内容不断加以完善。善意的对立面是恶意,相对人为恶意之时,也不应当一概否定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应适用无权代理的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