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价值多元化和利己主义的盛行导致人们逐渐忽视了自身在责任的恪守外还应具备的一种德行,即在面对他人的危险或不幸时出于同情感而作出的合宜作为。这种合宜作为是由道德规范调整的无特定义务关系的第三人在他人的人身或财产安全处于紧迫状态下所采取的一种救济,我们把此合宜行为的缺失称之为见危不救。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很多人没能正视道德的纯洁性和严肃性,现行刑法也未明确见危不救的规定,由此见危不救在这个规则模糊的社会中大行其是,似乎已经成为了人们出于自保而作出的常态选择。然而反观中国封建法制历史,见危不救罪却是一项确定的刑法制度,它早在先秦就已出现,经魏晋南北朝得以丰富,及至唐代已成为一项颇为完善的制度,具有深厚的道德意蕴,现代法伦理学为我们重新审视唐代的见危不救罪提供了新的视角。现代法伦理学有两组重要的关系：一是人性与法律的关系,二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唐代见危不救罪的设立基于人性的善,符合人的“善质”；也考虑到人性的“恶”,允许少部分的“私心”存在,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礼的教化与法的惩罚,双向合一,以达到对人性“善”的提升,对人性“恶”的剔除。另外,唐代见危不救罪依据的“出礼入刑”的原则,要求民众“见危救助”,将道德要求泛化为法律规定,使见危不救罪显现出高度道德化的特征。本文通过对见危不救罪的历史沿革和现实需求进行梳理,来分析唐代见危不救罪的内容和特点,探讨见危不救罪在唐代得以发展的原因,并从中抽离出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及历史意义。笔者采用一种法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以道德与法律、人性与制度的法理作为切入,来探讨见危不救的理论内涵,以期引申出唐代见危不救罪对现代刑法的一些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