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内容的网络空间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随之产生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空间活动中的责任内容与责任边界之确定。本文所集中探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中立帮助行为在理论和实践中均争议较大,其中争议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网络服务提供者中立帮助行为,以及应该如何对其进行入罪与认定、入罪的路径等问题。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是建立在类型化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网络服务提供的内容与类型进行阐述,从而对其进行划分,主要包括:网络内容提供者、网络连接提供者和网络平台提供者,不同主体类型所涉及到的中立帮助行为的认定标准也存在区别,进而影响到对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的判断。在第二部分,对《刑法》中存在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规范对象和实践应用状态进行了分析。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对实践中合理适用的根源进行分析。其中,主要是集中在对其本质进行认定,体现在对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认定上。在第三部分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其中立帮助行为在—定程度上具有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传播迅速、涉及面广、社会危害性显著等特点,但同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与科技的自由发展之间又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因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适用应当保持谦抑的原则,尽可能地通过民事、行政等途径实现对其依法有序高效地治理。第四部分,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中立帮助行为可能被处罚的两种模式:帮助犯模式和正犯模式。首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中立帮助行为成立帮助犯的理论学说进行梳理,并提出根据社会危害性理论来判断该项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其次,基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特殊性,无法完全将其置于共犯关系中讨论刑事责任,即便是片面共犯理论也难以解决这样的问题,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带来的,属于社会危害性的问题。因此,在将网络服务提供者认定为帮助犯明显不妥的情况下,应当考虑将其纳入正犯评价。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中立帮助行为的正犯化的路径来说,其可以包括解释路径,同时还包括相应的立法路径,前者优先于后者。解释路径主要是在既有刑法规范框架之内,运用扩大解释等刑法解释方法,将中立帮助行为解释为实行行为。讨论至此,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中立帮助行为已经建构起了较为完整的可罚性理论体系,不作为者对受保护的法益是基于特别关系而有排除危害的义务时,则适用共同正犯的原则;若非基于特别关系,而是其他法律义务时,原则上适用帮助犯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