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财政竞争是与财政分权相伴随的产物,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方式。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或官员自身的利益出发,必然会利用各种财政工具围绕资本和人才等流动性的经济要素或称为流动性税基展开激烈的争夺,即地方政府财政竞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增长,这一世所瞩目的伟大成绩,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奇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原因的探寻,一直是经济学界的理论热点。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本身及其可持续性的质疑之声渐多,如低效率的增长、低就业的增长、不均衡的增长等。在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实际充当了“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而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兴起的地方政府财政竞争,是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最为显著的行为特征。虽然,对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结果,究竟是积极意义多一些,还是消极意义多一些,学界存在颇多的争议。但对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存在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却是学界的共识,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和诸多社会矛盾的产生,都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当前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明显具有“不规范竞争”的总体特征,表现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调整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且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行为经常有损于社会的整体福利。因而,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建立“规范的竞争秩序”,就成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优化的根本目标。要对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优化路径做出正确设计和选择,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影响因素及其实质。正是基于以上观点,本文采用了这样的分析逻辑,即先从多维度视角对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各种宏观、中观和微观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然后通过提出有关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两个基本命题,即“集权与分权之争”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激励来源之争”,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实质；接着从制度变迁和制度成本比较的角度,构建了一个有关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优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提出了两条可供选择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优化路径,即体制变革性质的财政联邦制和体制内改良性质的多目标责任向度委托一代理制,并从制度成本角度对两者之间的优劣利弊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基本研究结论如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是根据制度环境所赋予的行为空间以及制度激励或约束来选择积极的或消极的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的扭曲,正是由于我国当前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和不当,如行政分权的非制度化和非稳定性,政绩考核制度片面追求经济绩效以及竞争约束机制的缺失所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发生和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分权制度与竞争规则互动的制度变迁过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向地方的分权改革引发了地方政府财政竞争,随着制度环境和地方政府财政竞争本身制度绩效的变化,分权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必然会影响到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规则的变化,从而改变作为竞争主体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激励结构和约束条件,并进而对其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的选择产生影响。长远来看,从非制度化的分权到制度化的分权,从不规范的竞争到规范的竞争,是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优化的必然历史演进逻辑。对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优化路径选择来说,虽然“财政联邦制”确实为规范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提供了一幅美好的“蓝图”,甚至其“标杆意义”已经在事实上为世界各国政府所共同承认。但由于其实施需要体制的重大变革做为保证,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较大的社会风险。出于对这种风险进行合理规避的考虑,我们也可选择一条也许不那么“完美”,但却是更稳妥安全的“体制内寻求局部突破的优化路径”,本文提出的“多目标责任向度的委托—代理制”即是基于这种考虑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