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违约中是否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这一问题,学界争议颇大。否定说认为,基于对合同的可预见性规则、合同期待利益等理论的考量,在主张违约责任时不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肯定说则主张抛弃传统的“陈旧”观念,支持违约责任场合可以成立精神损害赔偿。肯定说多从解释论、现有制度保护不周延、司法现状等角度论述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司法实践中,各个法院对此问题也存在不同的判决。学术界的争论与司法实践中裁判不统一的根源在于现行法律规定的模糊。适用法律解释方法有利于我们更准确的分析现行规定。通过对法律规定进行文义解释和目的性解释可知,违约责任中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要求主张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合同主体为自然人。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存在精神损害,而精神损害作为精神活动的后果之一,其只能存在于自然人主体。法人不存在精神利益,也不存在产生精神损害的可能,因而法人不可以主张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要求存在违约行为,并且要根据不同的合同类型,判断其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在请求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场合,对于违约行为的判断标准与一般违约行为并不完全一致,在判断导致精神损害的违约行为时,更加看重其是否导致了当事人的精神痛苦,在这里,主观、感性上的判断多于客观、理性上的判断;要求存在直接的严重精神损害。并非存在精神损害就可主张赔偿,精神损害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以一般社会理性人的标准进行判断,对于存在特殊情况的案件,则应当考量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况,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做出裁判;要求违约行为与严重精神损害后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上,只需确定违约行为与严重精神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事实因果关系即可,即违约行为客观上导致或者加剧了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产生,至于责任人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责任,则是确定赔偿范围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在确定违约精神损害的具体赔偿数额时,应当将完全赔偿原则作为一般原则,在此基础上,适用其他限制性规则——可预见性规则、与有过失规则以及最高限制规则。适用于一般违约场合的损益相抵规则和减轻损失规则,不适用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中。可预见性规则、与有过失规则虽然同样适用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场合,但是在具体适用时,与一般违约场合存在区别。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定违约精神损害是否成立以及如何确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这是较难操作的实践问题,因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也要受到最高限制规则的制约,要设置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不能无理由地扩大违约方的赔偿范围。并不是任何合同中的违约行为都会使守约方产生精神损害,并不是所有精神损害都能够请求损害赔偿,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合同类型应当有所限制。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三种类型合同:其一,合同目的为获得精神享受,例如旅游服务合同。其二,合同标的物包含当事人的精神利益,例如标的物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保管合同。其三,虽然订立合同的目的不是获得精神享受,标的物也未包含精神利益,但是,一旦产生特定的违约行为,就会使得当事人或其近亲属产生巨大的精神痛苦,例如客运合同。对于典型合同而言,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客运合同、标的物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保管合同、标的物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承揽合同;对于非典型合同而言,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旅游服务合同、婚礼庆典合同、医疗服务合同、观看演出合同,以及其他涉及精神利益的合同。在商业合同中,当事人缔结合同的目的是获得纯粹的商业利益,合同内容也仅与经济利益相关,不涉及精神利益。因此,在这类合同中,不可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为了改变现行法律对当事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保护不周延这一现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当在坚持其制度目的的同时,适应当今社会的不断发展,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予以适当扩大,在合同法领域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适应现实生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