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资本市场日益成熟、法律制度日益完善,但上市公司中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和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仍然存在,例如:2012年中国铁建公司(601186)披露高达8亿业务招待费事件、2015年万达集团(300168)查处18起高管贪腐事件以及2018年*ST康得(002450)控股股东违规侵占百亿资金事件等。鉴于管理层和大股东的自利行为愈加隐匿且外部治理机制监管乏力,众多学者试图探究如何完善内部治理机制以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主体,高管团队的治理效用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相较于性别、年龄等显性特质,能力这一隐性特质是影响管理者认知和行为的关键。高能力的管理者通常具有良好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念,会兼顾个人和企业的长远利益,能更理性和客观地对待短视化行为。随着企业双重代理问题的日益凸显,从管理层能力视角切入,研究管理层能力和双重代理成本的关系对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保护全体股东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了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双重代理成本的关系。同时考虑到代理冲突的根源往往是激励不足以及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本文进一步探究了管理层持股和产权性质对其关系的影响。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沪深股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献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本文的研究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研究发现:(1)管理层能力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双重代理成本。具体来说,管理层能力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第一类代理成本会降低3.27%,第二类代理成本会降低0.09%。(2)管理层持股削弱了管理层能力对双重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3)在国有企业中,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双重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减弱。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本文将管理层能力与两类代理成本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并分析管理层能力对两类代理成本治理效用的差异,丰富了现有文献研究;(2)本文将管理层持股纳入研究框架,更合理地检验了管理层持股的激励效用;(3)本文结合中国特殊制度背景,检验了不同产权制度下管理层能力治理效用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上市公司建设管理团队、设计激励契约和保护股东利益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