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增设居住权制度一方面需要契合了《民法典》以民为本的立法理念,实现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权益,使其能够有房可居。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时代要求,满足社会需求,做到多种方式利用房屋,实现房屋价值的最大化。但立法者在进行立法设计时,延续居住创设之初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人役性,将居住权的功能定为保障性的,从而忽视实践中已存在的具有经济功能的投资性居住权。《民法典》只规定了合同方式和遗嘱方式设立的意定居住权。但是这种方式设立的居住权因其需当事人达成合意,这可能在不能达成约定的情形下让真正需要居住权益的人不能得到保障。法定的居住权具有补充意定居住权作用的功能。以裁判形式设立居住权是法定居住权的典型形式,这并不突破物权法定原则。法律需要回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和社会实践中的变化,居住权制度更应如此,其应突破传统居住权对于人役性的执念,区分清楚居住权的保障价值和经济功能,允许发挥居住权的经济功能--投资性居住权。这两者分别适用于不同领域,彼此之间并不对立排除,反而有某些情况下可同时成立,如在亲属之间发生的合资建房事件,便是属于兼具社会性和投资性的居住权。另外,设立居住权不能统一适用登记设立主义,应针对不同方式设立的居住权应采用不同的设立要件。应修改第368条为,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文主要分成三大部分来讨论居住权的设立问题。首先,由案例引出居住权制度在设立上存在的两大问题:设立主客体范围立法模糊;设立方式不完善--只规定意定居住权。其次,进行理论和实践上分析,得出导致立法者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因为囿于传统居住权的人役性的属性,将居住权性质定位为传统居住权,但在设计规范时又掺杂投资性居住权的规定（允许有偿设立）。这样的立法规定会给适用居住权的主体在设立居住权时造成适用不清晰的困难。最后,通过理论分析和审视实践适用需求,提出完善居住权制度的建议。明确居住权的主体包括法人、非法人组织,尤其在投资性居住权的视域下。“他人的住宅”应做扩大解释,满足独立生活功能的房屋均可以设立居住权,允许居住权人的近亲属和必要生活照顾人居住在房屋中。居住权人的权利可及于房屋的附属设施,但仅限于居住使用。明确法定居住权主要适用在离婚配偶、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生存配偶的居住问题。相较于社会性居住权,投资性居住权更能实现对房屋的最大化利用,满足更多人的居住需求。故法律应当允许设立投资性居住权,放宽对这类居住权的设立要求,非住宅型房屋可设立这类居住权,具有完整权能,允许转让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