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暴力几乎无处不在。从原始社会的领地和奴隶对象的争夺到文明社会频繁爆发的战争冲突,人类社会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几乎很难摆脱“暴力”的影响。在文学史的框架之中,暴力想象与每个时期的范式特征总是会形成某种张力,或显性或隐匿,或展现或表达,或唯美或质朴。到了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现代性的成熟,蕴含在西方文化和文明中的基本矛盾日益明显。而德语文学中的暴力想象经过了世纪末疲惫、彷徨、无奈和麻木的情绪之后,到了20世纪初,在无视传统形而上学的伦理道德束缚的同时,暴力想象却又开始回转现实,将目光投向与时代紧密相关的暴力现象。正是这一点,造就了该时期暴力书写的多元化的视角和多样化的表达方式。本文选取了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三部对于德语文学中的暴力书写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即弗兰茨·卡夫卡的《失踪的人》、恩斯特·荣格尔的《在枪林弹雨中》以及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柏林,亚力山大广场》。三部小说分别以“社会空间”、“战争空间”和“城市空间”三种现代空间作为暴力发生的的场所,并在暴力原始、激烈、强劲的本质中辨认出几个与时代的结合点：书写现代权力关系中的功能化的暴力(《失踪的人》)、书写作为”内心经历”的现代战争经验的崇高化的暴力(《在枪林弹雨中》)以及书写现代城市空间中的教化式的暴力(《柏林,亚力山大广场》)。《失踪的人》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作为一个无知的少年被推出家门后,走进了一个以“美国”这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大背景,以等级化的、散发着强制力的权力结构为标识的“社会空间”。此处,暴力的目标在于规训、征服和控制,它致力于将规则写入身体,致力于“生产”出符合这个社会空间要求的对象。它是现代社会规训权力伸向个体身份的魔爪,它的形式“是矫正和改造,是产出和造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伤害肉体的“直接暴力”以及以“训练”、“标记”为特征、产生于权力结构中的“间接”或“结构暴力”构成了一种对于个体具有强制功能的社会权力关系。小说《在枪林弹雨中》里,荣格尔则以自身一战前线的战争经历为素材,以一种“保持距离”的、具有“新实际”特色的写作手法,搭建起一个形象化的“战争空间”,在把个体经历文学化的过程中,将暴力当作摆脱市民文化束缚、通向“崇高”和“非凡”的途径。小说彰显的显然是一种“反启蒙、反文明”的世界观,它用“自然法则”替代了文明法则,暴力由此摆脱了道德的束缚,爆发出一种回归原始的、嗜血的激情。其次,“战争空间”使得现代技术得以凸显,而个体则遭到了隐匿。其科技属性强行拉开了施暴和受暴双方的距离,导致“士兵”作为主体在战场上的“不可见”；再其次,“战场空间”集中并浓缩了暴力的破坏性,同时放大了它被感知的强度,无限延伸了与它相遇的主体的感官能量。小说中的暴力体验被转化为令人迷醉的、几近欣喜若狂的冒险经历,从而获得了一种巨大的、逾越式的“崇高”美学再现。在《柏林,亚力山大广场》中,柏林这个“城市空间”是主人公毕勃科普夫承受命运击打的“擂台”。一方面,小说的蒙太奇结构赋予了它一种鲜活的主体性,仿佛是城市自己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无论是亚力山大广场上日夜轰鸣的巨型打桩机,还是柏林屠宰场里每日被肢解后贩卖的动物,都构成了这个“城市空间”饱含攻击性的暴力隐喻,它指向隐藏于现代生活背后的那种强制力,并从象征意义上将其推向了毁灭性的高度。因此,它像一个隐形的、却又随处可见的施暴者主体一样,参与了为毕勃科普夫特别准备的“强制疗法”。另一方面,混乱无序、瞬息万变的现代都市同样是等待毕勃科普夫去认识和感受的、作为外部环境的客体,它处在主人公牺牲命运的两端：一端是他毫不理解的诱惑和随时准备吞噬他的危险,而另一端则是“冷静”和“理智”的目光中这个“城市空间”真正意义上的客体化。通过对三部小说的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初文学作品中的暴力书写凸显出“人”的核心位置。暴力显现为一种不可违抗的、导致人发生变化的力量,呈现的是经历暴力之前的“人”和经历暴力之后的“人”之间的区别：在《失踪的人》中,暴力在主人公卡尔坠落式的逆向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他来讲,暴力的强制和施虐过程就是他不断失去的过程：失去家乡,失去工作,乃至失去自由。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则是人的负面变化：一开始的单纯和无知逐渐被麻木和无力所取代。也就是说,卡尔不仅在社会的权力秩序中坠入最底层,他作为个体在丧失了身份之后,也丧失了个人意志和尊严,最后当他连名字也丢掉了的时候,他就沦为一个真正“失踪的人”；在荣格尔的《在枪林弹雨中》里,战争暴力被赋予了“成人礼”的象征意义。主人公“我”期待伟大的激情,期待走出狭隘的市民日常生活。他走进了战场的硝烟,也走进了一个燃烧着熊熊战火的炙热的熔炉,战火的锻造力“熔化”的是市民阶层出身的青年书生,“生产”出来的是一个冷酷的士兵。在小说的末尾,当主人公接到皇帝颁发的蓝马克斯功勋勋章的那一刻,他显然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在《柏林,亚力山大广场》中,暴力则以“强制疗法”的形式贯穿了毕勃科普夫“成人”的过程：它的起点是主人公精神缺席的“动物状态”,终点则是象征性地直面死神的“牺牲”。在这个意义上,暴力的“实施”过程正是一个“揭露”的过程,它以不同的面目介入了毕勃科普夫的人生,以不断升级的形式完成了对他的“再造”。最终掀开了遮盖在毕勃科普夫眼前的那块布,最后,他在与命运的代言人“死神”的对话中,终于认识到了人生以“死”为目的的终极“真相”。暴力的作用并非仅仅是解构和破坏性的,在此表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