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国经济稳步增长,为延续发展趋势需不断解放社会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完善市场经济发展配套制度的法律规定,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法治保障乃重中之重。在多个部门法中,反垄断法对营商环境优化的影响尤为显著。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垄断势力崛起并以各种形式干扰经济发展,为了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规制垄断行为是必然之选。基于优化营商环境这一目标,我国亟待完善规制行政性垄断、经济垄断以及落实反垄断执行的相关制度。我国规制行政垄断制度体系中,事前规制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自实施以来,遏制行政性垄断效果显著。但我国采用的自我审查模式存在诸如政策制定机关缺乏审查动力、质量不高,监督、责任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可通过落实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等制度提高自我审查主体的能力,并完善自我审查激励、监督、责任机制。对于已实施的行政性垄断行为,可通过调整地方税收制度、建立地区垄断公益诉讼、完善地区垄断立法、开通行政强制性垄断行为受害经营者、消费者救济渠道等措施,弥补我国规制行政性垄断行为的不足。我国规制经济性垄断的缺陷主要体现在认定行为标准不清晰。应通过明确垄断协议认定标准,统一执法主体分析方法;完善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标准,并修改法律相关条款;解释经营者集中“控制权”及确定其判定标准、衡量因素,加重违法集中实施者责任承担强度,增加责任承担方式。反垄断法有效执行才能发挥应有之用。为提高反垄断执法效果,我国改变原先执法效率较低的多部门执法模式,新设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统一行使反垄断执法权。但变革后的执法主体机制仍存在一些问题,应该通过明确反垄断执法机构定位,清理“多头执法”残留规则等措施进行完善。基于垄断行为实施的隐蔽性及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引入其他执行工具势在必行,主要包括反垄断私人执行和反垄断软性执法。反垄断私人执行在我国引入时间较短,缺乏系统化规定,且隐含原告滥诉、审查周期长等问题,亟待解决。我国法律层面关于反垄断软性执法尚无明确规定,在相关机制、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难以被实际运用。因此要构建执法体系,加强反垄断合规指引,增加制度实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