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麦金龙(McKinnon)和肖(Shaw)提出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均开始步入金融开放的道路。随着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进程加快,在经历了一段短暂时期的经济繁荣后,这些国家爆发了严重金融危机,这其中大规模银行挤兑危机更是给拉美和亚洲新兴发展中国家金融系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资本流动和金融中介的交互影响,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被认为是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灾难的核心因素之一,其所造成的恶劣经济后果也引发了关于资本流动管制利弊的新一轮讨论。本文基于拓展的戴蒙德-迪布维格(Diamond-Dybvig)模型,首先分析开放经济环境背景下,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对一国本土银行和国内存款人的效应,然后研究基本面挤兑(宏观经济恶化导致的银行挤兑)和独立随机因素挤兑(出于自我实现期望导致的恐慌和银行挤兑)两种可能的挤兑模式下银行应采取的最优挤兑风险防控策略。结果发现,在短期资本流动环境下,狭义银行政策和暂停存款提领政策均并非应对挤兑危机最优策略。相比之下,最后贷款人机制,即中央银行在挤兑危机时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供给的机制,起到了预防高代价投资清算和分散挤兑风险的最优效果。本文结合过去20年来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时的相关数据,通过多项Logit模型对两种挤兑模式进行区分,分析与不同类型挤兑危机相关联的因素,针对不同挤兑危机提出相应的最优对策,并提出我国防控银行挤兑风险的相关措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