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一般认为它由“两论”即革命论和社会论两部分组成。我们认为,“两论说”并不能反映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全貌,新民主主义理论除了革命论和社会论以外,还应包括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要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后者虽在新民主主义文献中提及的不多,但所起作用是十分重大的,它决定了整个理论的形式——过渡的形式,甚至可以说,舍此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对上世纪50年代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本文着重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和我党政治目标的结合上进行诠释。一个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目标存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虽然确立的终极社会目标相同,但对革命之后社会制度的设计,尤其是工业化道路的设计,似乎看不大出苏联革命的影响,倒是多少可以发现欧洲发达国家一般工业化经验的影子。比如保护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保护私营工商业,通过不同经济成分在市场上的和平竞争,以推动生产条件的改进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为重工业发展提供积累。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保持着高度的理论自觉。新民主主义的实质是拒绝社会主义空谈。那后来为什么出现了一些人所谓的“急于过渡”和“过渡过急”的情况呢?也许存在这样一个逻辑,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左右是如此:只要借鉴欧洲一般工业化经验,就必然选择“新式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只要效仿苏联工业化经验,就必然导入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轨道。也就是说,一经选择了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其前途就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恰恰又与我党所追求的政治目标相吻合。对于后来的加速过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则是其根本。时过境迁,今天人们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出现了不大相同的评论。本文认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最好的可能和最现实的选择。严峻的国内国际环境迫使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既定的发展战略加上意识形态的制约,正是在这双重因素的作用下,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迅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无论如何,这都是研究和反思这段历史的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