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主流化”自1985年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以来,逐步进入公共政策领域并演化为一种国际共识,这一概念强调性别意识理应进入政府宏观决策与政策实践的视野。同时从本土国情出发,近年来我国妇女参政尤其是基层社区参与,由“比例制”标准下的数字表现来看呈现出显著上升。若进一步分析其社区参与的结构,这一改善集中表现为女性社区选举权利与基层女性公务员比例受到制度化保障,相形之下妇女自主性的社区参与在数量上并不突出。而经验表明,我国基层存在不少妇女个体或群体通过自主参与社区组织等方式介入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实例。因此,对于改革开放后辗转于市场、社区与家庭的女性,何种因素将导向她们社区参与的行为又或将其拉离社区是本文意在探索的问题。本研究理论部分采用了社会性别理论中的摩塞分析框架对妇女“生产者”、“再生产者”和“社区管理者”三重角色的划分,以及妇女赋权框架中关注妇女在福利、资源使用、觉悟、参与和资源支配五方面平等状况的分析层次,同时结合了相对资源理论和性别展示假说对家庭权力关系的相关假设:一方面家庭成员获取资源的相对量决定了其家庭权力的内容与范畴,女性能够通过增加相对资源,减少自身的家务投入;另一方面受传统性别观念支配,较高收入女性可能会承担更多家务劳动以纠正与配偶间的资源差距进而平衡家庭关系。实证部分运用CGSS2012的女性居民数据,通过Probit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探索了市场收入和社会性别意识对女性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妇女觉悟上社会性别意识的提升,能显著促进她们参与社区选举与社区组织活动。而女性市场收入的增加并不直接影响其社区参与行为,但会通过提升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收入地位,弱化其参与社区选举的可能性。对此,本研究依据相对资源理论与性别展示假说提供了可能的解释:女性在与家庭成员的隐性博弈中,为维持其对家庭责任的议价能力,倾向于更加积极地投入市场活动中以保有其相对收入资源。而当女性承担主要的经济责任时,家庭经济资源占有的性别结构将与社会性别规范背离。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女性倾向中止议价并通过弥补家务劳动,纠正与男性成员在经济资源供给方面的差距,而非承担更高的基层参与成本,主动介入社区公共事务。个体和群体社会性别意识的提升则有利于突破性别的“规训”以调整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以及性别权力关系,进而减少女性社区公共参与的成本,促进其社区参与。最后,本研究同样从从市场、社区、家庭三个角度对优化女性社区参与提出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