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使中国古典戏曲成熟并走向辉煌，但在游牧文化影响下诞生的杂剧作品在明代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明代剧作家由于身份、立场的不同，对原有的元杂剧作品进行了再创作，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元明同题材杂剧作品。明杂剧作品更多地融入了儒家传统礼教的成分，以此为观照，可以看到元杂剧作品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偏离。　　 元明同题材杂剧作品现存五组，涉及元杂剧五部，明杂剧七部。元明同题材杂剧在体制、内容、思想以及社会功能等多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元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特殊时期，在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上，蒙古族同中原传统的汉民族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自然会渗透到元代的社会文化中。明朝，汉族统治者收复中原，对蒙古游牧文化多次进行清理。因而也使元明两代的文化精神产生了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自然在文艺作品中会得到体现，在元明同题材杂剧中留有印记。　　 在人物塑造上，元代剧作家根据剧情的需要和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自由地塑造人物，而明代剧作家却有意地将道德礼教的因素附加到人物身上。对于人物性格的重塑，体现了时代审美的变化;在情节设置上，元杂剧注重追求人性、追求爱情、追求自由，而明代剧作家或改编情节、或增设情节，将元剧中的不合伦理的成分剔除，从而实现礼教的回归;在社会功能上，元杂剧往往是底层文人借以谋生的手段，抒发情感、引起共鸣是其主要目的，而明杂剧由于创作者社会阶层的上升，令作品更多地承载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德教化成了杂剧创作重要的价值导向。相同的题材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呈现出相异的特征，从而证实了文学同时代的关系，展示了文学在宣扬时代主流文化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