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证明活动本质上是一个发现案件事实的认识过程,起点是各类证据材料,终点是案件事实,证据制度的价值就在于如何改善这一过程。我国的证据制度安排和理论研究历来关注“证据属性”的问题,然而从认识论上对“证据”进行挖掘,其意义是有限的,因为证据本身是无所谓“真实性”、“关联性”或者“合法性”的,唯有在将证据转化为“定案依据”的过程中,才有必要设置一些必要的条件和资格。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证明活动更多地遵循自发性、粗放性、跳跃性的“日常思维”,缺乏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式的“精密论证”。因此,有必要从单个证据的证据能力规则的角度审视当前证据制度对证据准入资格问题规定的不足,改善当前证据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重真实性、轻关联性,重证明力、轻证据能力,重整体认知、轻原子分析的倾向,提高我国证据规则的系统性和论证过程的精密性,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当前的刑事证据制度改革。证据能力的排除规则这种源于英美法系的规范类型,随着我国司法改革所带来的制度动力,以及电子数据运用过程中的特殊实践需求,零散地出现在了我国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文件中。但是应当看到,它们还未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各排除规则存在性质不明、应用失序、内容缺失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基于上述归纳,本文围绕“刑事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规则”这个中心命题依次展开,共分六个部分:导论部分重点对研究背景、价值和拟解决的问题进行概括性的评述,并在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考察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规则的整体思路。第一章,刑事证据能力规则的提出。本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提出了证据能力规则的三种模式,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对比分析了证据能力与英美法系的可采性以及与证据属性间的关系。第二章,我国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规则的实践考察。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梳理了我国当前立法中电子数据领域证据能力规则的四种主要类型;第二节以实践中大量涌现的即时通讯类电子数据为典型,以两组案例为参照,考察了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规则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第三节重点针对上述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和反思。第三章,重塑电子数据的本体认识。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梳理了我国立法中电子数据概念的沿袭、引出电子数据与传统证据之间的特殊差异;第二节、第三节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电子数据的技术特征和电子数据“三性”呈现出的新特点。第四章,完善我国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规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本章分为两节:具体论述了我国完善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规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条件。第五章,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规则本土化完善的建议。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论述了解决证据能力规则“硬伤”的整体思路;第二节给出了克服“软肋”的阶段性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