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西方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 2004)所说：“教育是培育人类文化的出发点,是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根本诉求。当下诸多社会问题,如物质主义、腐败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教育。”而中国教育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与文化及制度的其它诸方面一样,走上了一条被动的现代化历程。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科学”等现代性话语控制下,教育的知识观和人才观被打上了科学谱系下的“工具性”烙印,知识是“商品”,教师是知识传授的手段,现代化教育制度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似乎成为社会生产大机器中的“齿轮”1,教育对人的培养缺少对人的生存本质意义的关怀。不同于现代理性思维下“工具性”的人才观,传统儒家教育目的是培养“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而后平天下”、“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能“立己”而后“达人”的君子。然而自十九世纪末西方教育理念和体系传入中国之后,在不断寻求被西方普世价值标准化下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教育承载的丰富的意义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却逐渐失落。本研究以浙江晚清进士汤寿潜(1853-1917)为案例,试图寻求传统教育理念精华和传统人才养成的机制。汤寿潜接受传统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士绅阶层,在地方乃至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深深浸淫在儒家文化中的士子,同时又生活在一个文化、制度、思想转型激荡的历史时代,他著书立说,勇于实践,积极参与富国强民的社会改革,留下了许多足以启益后世的思想财富。“不恤一身,为拯民,不为取位”,是汤寿潜在他那个时代发出的由衷的心声。本研究以汤寿潜所学、所行和所在(他成长、生活的村落)三个维度来构建“儒家学才”的文化话语研究框架,旨在挖掘中国传统“儒家学才”养成的知识体系(涵盖知识、认知／思维方式和文化土壤),引发对当下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路径的思考,期望对当下教育体制下人才培养有所启示。汤寿潜的所学、所行(其著作和社会实践)颇为丰富,本文选取“水利”这一主题作为其学和行的代表,分析和阐释围绕汤寿潜“水利”的学和行的话语,同时通过对他的成长和生活的空间——大汤坞村进行民族志研究,主要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1)汤寿潜是如何理解水利意义的?他的水利治理体现了什么样思维方式?(2)这种水利意义/思维方式在水利话语中是如何建构起来的?(3)把汤寿潜出生、成长的传统宗族村落视为历史空间,这个历史空间存在的各种有形地点(sites),物体(objects)和无形的记忆(memories)、故事(stories)、仪式(rituals)等有何意义?对汤寿潜本人(以他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学子)有什么教育意义?话语分析和民族志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本研究的基本方法。本研究并非对西方的话语分析和民族志的简单套用,而是借鉴这两种方法的基本策略,融入自己对跨文化话语分析的思考。在具体话语分析中,从话语分析基本的提问方式切入,寻找文本中最明显的话语特征展开分析,使西方话语理论和中国传统话语展开对话。同时,把大汤坞村这个地方看成是“文本”(landscape as text),并收集各种“话语碎片”,如口述文本、记忆文本、历史文本(如家谱、传记、档案、碑文、照片等),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叙述和解读。在写作上尊重原始文本的言说方式,进行碎片实录和文化白描,其目的为了探究过去(遗产)对现在的意义。本文主体部分计六章,加上导语和结语,共八章。第一章导论中笔者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西方现代理性思维下的教育话语及人才观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学界对自清末以降,受西方的学术传统和分类方式的影响下的传统经学研究范式的批判,并提出以“活着的儒学传统”,即通过笃信儒家核心价值、恪守儒家固有的话语系统,坚持在日常生活中践履自己心目中的儒家价值理想或修身方式的人为案例的研究路向。接着,笔者阐述了选择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即晚清进士汤寿潜的历史文本和村落的三个理据,而后提出本论文的研究目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本研究意义。最后笔者对各个章节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第二章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此搭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笔者认为人才培养应该超越对象性的知识,对人的主体知识、认知(思维方式)和行意发展的整体认识,提出人才的研究应从以知识为基础(epistemological-grounded, knowledge-based)的研究转向为文化话语研究。通过梳理“话语”(discourse)以及文化话语(cultural discourse)等概念,笔者提出以其所学、所行和所在三个维度来确立汤寿潜作为“儒家学才”研究的一套文化话语体系。这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话语不仅是对语言符号的简单言说,同时更是一种“社会实践,系统构建其言说的对象”(Foucault 1972)2,我们关注世界以及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知识、立场和价值取向都是在话语建构中形成、确立并且巩固的。由此,汤寿潜作为“儒家学才”的文化话语研究包括一整套围绕着他所学、所行、所在话语构成的意义系统(web of meaning);第二、对人的研究,本质上是文化和价值理性的研究。文化是一种具有诠释属性的,包涵人类思维和行为意义与价值的概念(Geertz 1973)。因此,汤寿潜作为“儒家学才”的文化话语是他那个时代特定一种文化思维方式,可以为当下现代性话语下的教育培养的人才内涵以及研究方法提供一种不同思维方式(alternative way of thinking)。笔者同时梳理了学界对中国传统历史话语,包括“五经”文本以及历史文本解读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在挖掘中国传统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探讨其教育意义对本研究带来很多方法上的启示。第三章笔者通过介绍了汤寿潜早期村落生活和学习经历、社会活动以及主要著作来勾勒汤寿潜的人生轨迹,拉开本研究的序幕。同时介绍了本研究的场所和历史文本资料的选择、话语分析和民族志相结合的方法论的运用以及在“表征危机”下本文民族志写作风格。本研究并非对汤寿潜进行全景式的研究,或专注于他某部作品的研究,而是在对汤寿潜生活世界及其著作、思想和社会实践整体疏通的基础上,从其所学、所行、所生活的土壤中剥离出若干个具体的文本／事件／场所的研究。具体来说,首先,从汤寿潜编辑的《文献通考辑要》入手,并追溯其母本《文献通考》,选取“水利田”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其次、从汤寿潜的社会实践中选取他解决家乡的麻溪坝水利争端这一具体事件,以《山阴县中天乐乡沉冤纪略》、《危言·东河》等为主要文本来源,剖析他的水利思维方式；第三、从“空间”理论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对大汤坞村落空间意义的阐释,挖掘其生活和教育的文化土壤。本文的核心章节为第四、五、六和七章。第四、五和第六章以“水利”这个主题一以贯之。第四、五章旨在从汤寿潜的“所学”,即他编辑的《文献通考辑要》水利文本中探索他水利治理思维方式,以及这种水利思维方式在水利话语是怎样被建构的。具体来说,第四章通过分析汤寿潜编辑《文献通考辑要》中“水利田”文本采取“删”的策略,可知他“芟削繁芜”,只删掉内容繁杂的部分,但删减并不影响意义；他对历代水利事件(所谓“文”)在删减上有所取舍,其目的在于“文”源流清晰3,使其意义能够贯通古今。从汤寿潜编辑历史文本的方式可以看出,在清末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时代,汤寿潜仍然上承孔子“述而不作”话语方式,体现他对儒家传统话语方式和历史思维的基本认同。通过对“水利田”第一条水利事件,“魏·史起引漳水溉邺”的历史叙事的分析,发现传统水利治理关注“智”和“仁”之意义以及对两者孰轻孰重的思考。以“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之表述来激发读者内心对一个负责任的水利治理官员品格和衡量标准的思考。通过进一步追溯记载水利的源头文本,即儒家经典文本《周礼·地官》和《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井田沟洫制”,以及《尚书·禹贡》记载的“大禹治水”,笔者发现水利具有更深厚的意义指向。“井田沟洫制”的核心意义在于为百姓创造了一个“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和谐的“礼”的生活空间。“井田沟洫制”为执政者治理人民提供空间意义的依托,最终是为了人的生存意义服务。“禹贡”作为儒家经典《尚书》之一篇,其经文文本在各个时代通过学者官员(scholar-official)诠释迸发出新意。治水要顺应水性、民意以及变化的形势,以及大禹治水之“德”等意义不仅为治水同时为国家地方治理提供意义的来源。本章最后通过“水利田”文本中记载的关于“陂”(水塘,为古代的水利设施)的历史叙述的分析,可知水利(治理)需要一种“变”的历史思维,即根据时空变化,随着时间(历史阶段)和空间(不同的地方形势)来制定水利决策。第五章展示和分析水利(治理)意义建构的语言和话语策略。“水利田”话语由“文”和“献”四个层次的话语策略构成。“文”和“献”4为叙事和论事,是构成“水利田”叙事的主要文本来源,更是中国传统历史话语的独特的语言；其中“献”又分三个层次。值得注意的是“水利田”文本中的民歌/民谣,作为“献”的来源之一,其目的不是出于美学需要,更不是为了培养读者的文化素质,而是对某个人物实施某项水利工程的褒贬,反映了民众的心声,从而对水利决策者起到教化的目的。基于《文献通考辑要》“水利田”文本的分析,笔者梳理了《文献通考(辑要)》历史话语知识体系构建的三个特征：以“文”为特征的叙事语言、以“文”和“献”编织而成的多声部文本,以及“五经”作为文本源头的意义。首先、“文”是构建中国传统历史话语知识体系的核心,也是理解传统教育思维方式的关键。“文”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广泛的涵义5,其最原始涵义是“象”和“事”6,即自然事物的痕迹和先人做事留下的印迹。“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通过观察具体情境下的人和事获得理解和感悟,其核心在于诠释(interpretation),这是一种于“无言”处的意会(intelligibility),而非现代语言学中表征(representation)基础上的“意义”(吴宗杰,胡美馨2010),从而消解了西方结构主义语言体系的语言价值观判断7。历代儒家学者/官员通过观察、体悟具体的历史事件之“文”,获得他们治理的意义来源8。其次、“文”和“献”,即叙事和论事,通过对文本碎片的并置(juxtaposition of multi-texts),使得文本本身向读者开放,形成了多元意义的阐释空间。“文”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9。“文”(历史事件)的叙述和“献”(对具体人物事件的评论)编排,形成“通古达今”的历史思维以及行为意义的旨归。“文”与“献”的编织的话语方式(interweaving of wen and xian),围绕着重大历史事件,以人物的得失评价为标准,意义从古到今的流动,构成了“生民”意义的评价体系。第三、《文献通考辑要》的最重要的话语特征,是对儒家“五经”文本的直接或间接引用(explicit and implicit quotations of classical texts)。“五经”经典作为中华文化源头,历代的学者通过对“五经”文本的阐释,使之成为人民生活、社会治理持续的意义来源。第六章仍然围绕着水利这一话题,旨在探索汤寿潜在水利上的“所行”,即他在治理家乡麻溪坝的思维方式。通过展示和分析汤寿潜编辑的《山阴中天乐乡沉冤纪略》文本,可以得知,汤寿潜在提出麻溪坝解决方案之前,通过收集麻溪坝、茅山闸和其它相关水利工程的历代的史料(第四、五章展示的“文”)和“时人”10、后世诸儒以及和他同时代人对这些工程的评论(“献”),对麻溪坝废坝、保坝以及改坝为桥在不同时代的利弊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内心存有“一幅历史的图景”(a historical map)(李宗翰2011),最终形成自己“融会贯通”的麻溪坝治理方案。汤寿潜在《纪略》中写到,“禹视天下之溺犹己,潜生于斯长于斯,实己溺焉”。由此看来,《尚书·禹贡》中“大禹治水”的记载,对汤寿潜来说并非是历史传说,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在几千年之后的晚清时代仍然认同和传承大禹治水精神,并成为他对水利治理核心意义的思考源泉。无论是治水还是其它都需要从人的角度出发来思考,这是当下技术、经济话语中所缺乏的治理的人文精神。第七章为汤寿潜的“所在”,即他出生和成长大汤坞村的民族志叙事。作者试图从汤寿潜的“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空间意义阐释(meaning interpretation)来探讨传统教育的文化土壤。本章从四个方面来阐释村落空间的意义。汤氏始迁祖从对子孙后代教化的角度来思考选址定居在大汤坞村,以期养成“尚勤俭、人敦齿让”的人情风俗,使子孙后代“弦诵相闻、书香继起”。借用“水”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通过对村落里汤氏家族留下和水相关的遗迹以及村民日常生活实践中和水相关的故事、记忆等,笔者诠释村民(汤氏后裔)对地方和生活意义的理解,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方式和良善的治理方式。通过对汤氏宗祠的空间叙述和族谱(序)的文本分析,探讨对汤氏后裔的教化意义。祠堂是举行祭祀祖先礼仪的场所,族人在这里能够“遡其源而追其本”,从而“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矣”。“孝”是人生而有之的最自然天性的流露11,是“仁”或“德”12的根本,从而是教育(教化)的出发点。通过对大汤坞村章坞庙以及当地民众行为的考察,笔者认为祭拜诸神(关帝、土地公、财神、观音,以及一些地方历史人物神话化的神如勾践、葛云飞等等),使村民对他们家乡(home place)形成一种地方感(sense of place)和归属感(attachment)。这种多神信仰和日用体验以美善为旨归,更是一种感性的大众教化形态。此外,笔者通过汤寿潜家族先辈和村落塾师的传记,以及老人在祠堂读书记忆文本的阐释,讨论传统儒家学子“耕读”的生活方式。“古之学者耕且养”,“耕”不仅能够提供家庭生活来源,更是学子的“知”(knowing)之“本”(source or roots)。第八章为结论章节。作者认为基于汤寿潜文本和村落的研究本质上是挖掘“过去”(the past)的意义来“照耀”当下,旨在为当下的教育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鉴往知来”、“稽古揆今”等表述无不体现中国传统对历史或者说“过去”(past)的重视,并以此来理解、关照当下和未来的社会问题。然而,当我们走进大汤坞村,矗立在村落旁小山上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的汤寿潜纪念园中高耸的纪念碑似乎提醒我们,汤寿潜仍然是进步历史观下国家宏大叙事中的一部分,但他所依托的传统教育的核心价值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本章对研究中的一些主要发现的适当之处作了总结,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儒家学才”养成的知识体系如何能为当下教育改革提供创新的来源。具体来说,首先、当下教育可以从传统教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致用、以德为本的“君子人格”或者“德性人格”的人才观汲取智慧。第二,从语言哲学、知识论的角度反思当下课程的语言,认为通过传统历史话语(经和史)养成的“儒家学才”可以为当下教材内容选择上提供参考。第三,把西方各个学科(主要是教育学、人文地理学科等)关注的“地方教育”(place-based education)研究纳入对话,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儒家学才”养成的“文化土壤”对从科学主义的课程与教学话语走向关照生活、关照主体完整意义的教育话语的意义。结论部分最后阐述了研究的主要贡献、不足之处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指出本研究从人文社会不同学科,如话语学、文化学、经学阐释、遗产学、历史学、空间地理学等学科吸取营养,是一个以研究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的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等特征,具有积极的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