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1日新《宪法修正案》表决通过,其中第七节新增“监察委员会”,确立了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规定了监察委员会设立程序、组织架构和职责权限等指针性条款,具有里程碑意义。《宪法修正案》既落实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作出的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针,也为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提供了宪法依据。随后在2018年3月20日,《监察法》正式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为建构我国四级监察体系,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违法犯罪进行监察提供了法律保障。留置措施作为监察委十二项调查措施中唯一一项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引起广泛的关注。留置措施具备的严厉性、强制性与刑事诉讼的拘留和逮捕相当,但由于留置措施在审查、执行方面均在监察体系内部实施,在这一点上又具有行政属性,同时留置措施又有着类似《警察法》规定的侦查期间对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人员进行侦查的调查属性,因此留置措施是一项兼具行政性和刑事强制性的羁押措施。不断完善留置措施的具体细节,对实现打击职务违法犯罪和保障被留置人合法权益的平衡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篇文章分为四部分,基本结构如下:首先阐述了留置措施的基本要素,从其由来了解《监察法》中的留置措施的基本含义、性质与权利属性,通过与《警察法》中的“留置”以及“双规”“双指”、拘留、逮捕的对比研究探讨留置措施的性质,并就其权力属性展开学理探讨,并提出留置措施具有强制性、谦抑制和主动性的权利属性。其次分析留置措施对监察调查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留置措施既是收集固定证据的重要举措,也是展开依法监察的长效利器,更是保障被留置人权益的司法化路径,正面肯定了留置措施的法律价值。再次探析了健全留置措施执行机制的问题,对监察机关是否应当建立自主管理的留置场所、被留置人律师介入缺失情况及补充调查期间的羁押措施适用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了留置措施执行中有待完善之处。最后为完善留置措施提出构想,从设立统一的留置场所、严格留置措施批准程序、构建留置期间律师有限度的介入制度、加强留置措施的有效监督以及补充调查时羁押措施适用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以期对进一步完善留置措施合法化运行,使其向着更加合理规范的方向前行,更好的满足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