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鸳鸯蝴蝶派研究颇为多产，作家作品的发掘丰富了文学史的细节，体现了“重写文学史”的实绩。倘说不足，我以为很有一部分研究落入了“翻案”一途。将“重写”等同于“翻案”，乏味且危险，将原本宽大的“重写”空间自行缩小，其逻辑与话语模式又常与所翻之案无异。比如，我们不满于给鸳蝴派贴上“游戏”与“艳情”的标签，就往往着手证明其“严肃而写实”；我们一面抗议新文学以启蒙的姿态宣布鸳蝴文学为非法，一面却也在搜罗后者曾经启蒙过的证据，以令其堪与新文学比肩。如此，我们仍根本上服膺于一元史观，我们所声称的多元，只能是空洞的多元。　　本文试图抛弃翻案的思路，关注鸳蝴文化的传承方式及其所承担的功能。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概念，用以区分社会文化传统的两个层次：大传统指培植于经院、由少数知识分子建设并传承的文化传统；小传统指广布于乡村社会的民间文化传统，它未经知识分子改造，有自己一套产生和存续的机制。大小传统理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有效的二元框架，“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雅文化-俗文化”等二元范畴被广泛运用。但是对鸳蝴派的文化实践而言，我却感觉它难以为这一框架所容纳：它们亲近小传统，却经常性地流露出主流意识形态大传统的价值观；它们有时似乎走出了精英文化的步调，却往往迅速地回归原型，或者说它们根本从未越出小传统的接受轨道。因此我认为，需要在大小传统之间再插入“第三种传统”，才能更准确地刻画鸳蝴派的位置及评估它的功能。　　本文分上下两编共六章，各自呈现了鸳蝴派形成和发展的某一个瞬间，并尽可能对应近现代文学史的几个关键节点--晚清科举废除和报人群体的形成、民初写情小说的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五四”围绕文学期刊展开的新旧之争、1930年代鸳蝴文学的新变、抗战背景下雅俗文学的合流等。上编三章带综论性质，侧重揭示鸳蝴派作为第三种传统的文化身份；下编三章皆围绕某一个文本的传播与接受展开，着重呈现鸳蝴派作为大小传统的中介，如何在启蒙、审美、救亡等现代文学议题中发挥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