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是一种不理智的推迟,即尽管预见到拖延会带来的不利后果,人们仍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某一计划好的任务(Steel,2007)。拖延是人类一个非常普遍的行为,它影响到我们社会和个人的方方面面,从环境保护、金融投资到个人学业、健康等。先前有大量研究对拖延的类型、影响因素、成因以及干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然而拖延的决策过程——“现在做还是以后做?”认知神经机制还非常不清楚。拖延决策模型从三方面阐明了“现在做还是以后做?”的决策机制(张顺民,冯廷勇,2017b):首先,拖延动机和不拖延动机的斗争是决定是否拖延的根本;其次,拖延动机的斗争可以进一步简化为任务负性过程和任务正性结果的权衡;最后,主动推迟任务使负性过程发生延迟折扣是拖延的核心目的。为了对拖延决策模型的理论进行验证,本研究首先利用行为实验详细地分析了不同任务的过程效用与结果的效用的特点,以及任务效用对拖延决策的预测作用;之后利用功能磁共振技术(f MRI),分别探索个体在表征拖延事件与不拖延事件的任务与任务结果时的建构特征。总之,本文利用行为实验及磁共振技术研究两个问题:(1)拖延决策的认知机制(研究一),(2)任务效用预测拖延决策的神经机制(研究二)。研究一通过操纵任务事件的类型(拖延事件,不拖延事件)及效用评分的时间点(今天、三天后、七天后、半个月后及一个月后)来考察个体对真实的任务事件的过程效用评分、结果效用评分以及对该任务的决策。结果发现:(1)拖延事件有着负性的过程效用,不拖延事件有着正性的过程效用;(2)总体而言,不拖延事件的结果比拖延事件的结果有着更大的结果效用;(3)比较任务的过程效用和结果效用能够直接预测任务的拖延决策;(4)相对于不拖延事件的过程效用,拖延事件的过程效用随时间延迟的增加有着更大的折扣。研究二利用功能核磁共振技术探究个体对任务结果和任务本身进行自由建构时的脑活动。行为的结果发现:(1)拖延任务仍然具有负性的过程效用,而不拖延任务的过程效用是正性的;(2)相对于拖延任务,不拖延任务有着更高的结果效用;(3)在自由建构时,相对于不拖延事件,拖延任务有着更少的任务相关信息,但拖延任务和不拖延任务的结果信息则没有显著差异,显示出拖延任务中任务和结果相关信息的不平等性,即任务-结果间距(task-outcome gap)。脑成像的结果发现:(1)任务的结果建构阶段伴随正更强的海马(hippocampus)、壳核(putamen)以及脑岛(insula)等脑区的激活,并且壳核(putamen)及脑岛(insula)的BOLD信号分别和正性结果价值及负性结果价值存在相关;(2)个体表征结果效用的脑区活动越强其相应的任务拖延就越低;(3)conjunction分析的结果表明,任务建构的脑活动与结果建构的脑活动在事件建构以及结果表征的脑区上存在大量的重叠(hippocampus,putamen and insula);进一步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任务建构时海马(hippocampus)的脑活动能够被结果内容的易得性显著地预测,而不能被任务内容的易得性预测;说明任务建构时可能对结果产生了联想(4)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任务-结果间距与结果表征脑区壳核(putamen)的BOLD信号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表明拖延事件中较大的任务-结果间距是由任务建构阶段对结果的联系不足导致的,(5)利用身心交互分析(PPI)发现,海马与尾状核的功能连接在不拖延任务的任务建构阶段比拖延任务的任务建构阶段连接更强;进一步的模型比较发现,拖延事件的任务-结果间距的大小对海马-尾状核的功能连接有着最佳的解释力,这说明海马-尾状核的功能连接可能是个体将任务和结果进行联系的神经网络基础。综合而言,研究发现:(1)可以直接地利用结果效用和过程效用相比较的方式预测拖延的决策;(2)推迟任务的执行可以使任务的过程效用(负性体验)发生折扣;(3)当对任务本身和任务结果进行自由建构时,海马-尾状核的功能连接可能是联系任务与结果的神经网络基础。首先,这些结果直接支持了拖延决策模型,加深了对拖延决策的心理机制的认识;其次,这些结果首次发现自由建构时的任务-结果间距与拖延存在关系,为研究拖延的成因提供了新的思路;最后,拖延决策模型明确了拖延行为取决于任务过程和结果的斗争,为未来的干预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