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是公权力的一种,具有极大的强制性,其行使过程与公民人身权、财产权都有着直接的接触点。侦查权的正当行使可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但出于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正义的目的,有必要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如规定在侦查程序中由公安机关决定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强制措施的适用。公安机关需严格依法定程序行使其侦查权,一旦侦查权的行使偏离轨道便会造成践踏人权、破坏民主法治的严重后果。侦查监督程序的设立即是为了遏制侦查权的过度膨胀、维护法律的有效实施、防止侦查过程中的违法及腐败现象,同时又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我国的侦查监督(狭义)是指由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我国侦查监督主体区别于许多西方国家,并不是由法院来监督侦查。由检察机关行使侦查监督权是由我国的现有体制和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侦查监督程序的有效运行对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及社会安定意义重大。我国的检察机关通过对侦查机关进行立案监督、审查逮捕、以及进行侦查活动监督等方式来行使侦查监督权。囿于刑事司法制度起步较晚,立法不完善、体制缺陷导致的检察权弱化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侦查监督程序在运行中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侦查监督的事后性导致违法侦查行为屡禁不止,监督手段疲软使得侦查监督权被弱化,监督效果不佳等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对侦查监督程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来思考如何对侦查监督程序进行合理构建。文章在第一、二部分对有关侦查监督程序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在第三部分对各国侦查监督程序进行了比较研究,重点分析了我国的侦查监督程序与西方国家有哪不同些,并以此为基础在第四部分分析了我国目前侦查监督程序的困境及原因；最后,在第五部分提出了对侦查监督程序的改适建议。简单来说,对侦查监督程序的完善方法是：一方面,通过立法将侦查监督范围扩大至包括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的监督、对公安机关久拖不决案件的监督,以及将对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批准权、逮捕以外的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实施批准权收归检察机关行使；另一方面,通过明确规定拒绝侦查监督的惩戒措施、完善提前介入侦查等方式来提高检察权的权威性,最终达到将侦查监督程序设计得更为高效、权威、实用,使之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