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媒体分享文化的推动下,曾经私密的恋爱关系也被置于公开的社交媒体上,供他者观看。情侣们会通过呈现感情状态、发布合影、相互标签等方式,向观众展演情侣身份,来让恋情变得更加官方、正式,也作为恋情的甜蜜记录,进而推进线下的亲密关系的发展。从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看来,这可以被理解为情侣在公开社交媒体上的身份展演。展演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了很多数字痕迹,例如秀恩爱的朋友圈、双方的聊天记录,甚至是好友关系等等。这些数字痕迹,作为双方恋情的见证,留在了线上空间,随时供恋人双方以及他者观看。然而,在分手的时候,这些痕迹便引发了展演危机,因为它们不再与个体当下的形象相符,随之引发一系列公开层面、关系层面和个体自我层面的危机。因此,个体不得不回过头来,处理曾经留下的这些数字痕迹。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常用的补救策略就是自我消除,即抹去数字痕迹或降低其可见性的行为。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25位分手者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分析访谈材料,尝试理解他们如何运用自我消除应对分手这场消极事件。研究结论显示,个体在分手后,在社交媒体上主要存在三种自我消除行为:首先,公共层面的自我消除,即将数字痕迹从公众眼中抹去,例如删除或隐藏此前公开的秀恩爱朋友圈;其次,二元关系层面的消除,即从前任的眼中抹去数字痕迹,具体包括拉黑、删好友、替换情侣头像、删除自己在前任朋友圈中的评论和赞等行为;最后,个体层面的消除,即采用彻底删除朋友圈、聊天记录、曾经收藏的语音、文字等痕迹等方式,将数字痕迹从分手者自己的视野彻底抹去,永远清除。研究发现,这三种消除行为,呈现出一种梯度性——从公共,到关系,再到个体层面,消除程度从浅到深,并表现出从一般到特殊、从公共到个体、从规范导向到情感需求导向的变化走势。个体在分手的语境下会根据自身的情况,有差别、有策略地选择性使用这三种消除手段,分别进行一对多、一对一,以及反身性的身份表演,来完成自己的身份更替和社交关系的调节。本研究证明了作为披露反面的消除,与一般的自我呈现既有差别也有联系。其差别在于:在公共层面具有更高的规范性;伴随着大量的情感内耗。两者的联系在于,自我消除会反作用于自我呈现,影响个体今后的自我审查行为。本研究通过对分手这一消极情感情境中,个体在社交媒体上消除行为的探索和分析,引出了“自我消除”这一较新的概念,并从自我呈现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由此,为传播学领域社交媒体印象管理研究进行了补充,将霍根对于社交媒体中自我呈现者的“策展人”隐喻更新为“剪辑师”,并进一步探讨了自我消除对于个体生活变迁,尤其是消极情感情境的重要作用。希望以此研究,引起学界对消除行为更多的关注,为传播学领域的社交媒体研究者提供新的参考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