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以税费改革及其配套政策为分界点,出现了不同治理样态和困境。本文通过乡村治理组织、钉子户、强势家族、混混等力量在乡村社会中的展演逻辑分析以税费改革为分界的前后治理困境的不同样态和内在机制,指出税费改革之前,受以国家资源汲取为主旨的制度安排影响,乡村利益共同体形成并逐渐固化,造成基层组织通过搭便车等形式占有国家汲取资源的样态,乡村组织赢利型经纪人特点凸显,其后果是农民负担日渐沉重,国家政权合法性有丧失危险,也就是国家政权内卷化,因以国家税费制度为主要依托,在一定程度上是该制度的附生品,故而又称制度导向型内卷化。国家通过税费改革,有效解决了这一困境。但是基层治理困境以新的面向呈现出来:乡村组织治理权力和治理责任缺失,逐渐悬置与村庄之上,乡土社会内部各种力量因此而具有同基层组织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条件,在各种力量的拉锯、博弈过程中,国家自上而下的福利和惠农政策以及地方社会发展成果中相当一部分被体制内外各种力量分割,基层治理权威和治理资源、基层政权合法性丧失,这种困境与税改前困境相比,在形成机制、影响范围和性质等方面均有本质不同,本文将这种治理样态和困境称为基层治理内卷化,因其中利益称为各种力量的中心诉求,故而又称利益导向型内卷化。本文围绕两条线索展开,贯穿全文的写作线索是乡村社会各种力量的彰显是如何导向基层治理内卷化的,也就是说,后税费时期,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村民组,以及各种类型钉子户、强势家族、混混等力量,在相互博弈过程中是如何型塑基层治理内卷化困境的;同时,各种力量的行动逻辑、扮演角色以及变化机制有着显著不同,为展现经验的丰富性和说服力,每章重点介绍一种力量的复杂面向,从而对乡村治理场域整体的各个部分的历史变迁、行为特质和展演机制的细致刻画构成本文各个分章部分的写作线索。通过对基层治理内卷化样态和困境的展示,目的有三:按照经验研究的路径展示后税费时期乡村社会出现的新的治理样态和治理困境。并以此为切入点,试图说明税费改革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在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上的断裂,乡村治权和乡村治责的双重弱化是导致当前困境的直接原因;在当前改革话语主导下,乡村的系列改革无不是以现代国家建设理念为蓝本,本文以基层治理内卷化为切入口,论证乡村治理逻辑和现代国家建构理念之间的差异与冲突;通过基层治理困境下国家与农民关系,反思我国目前以基础性权力为主导的政权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悖论,以期为乡村基层治理提供有价值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