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及澎湖列岛被迫割让给日本,台湾总督府在台湾建立殖民统治,士绅的科举之路断绝,地区秩序动荡,台湾传统知识分子面临着重大变局。以往研究根据当时台湾士绅的反应,大致将其分为两种倾向——内渡和留台,但我们认为在具体个案中情况似乎更为复杂,往往会随着时局的变动呈现出交杂的取向。其中的典型如吴德功在清代已成为台湾彰化地区的社会中坚,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影响。日本攫取台湾后,吴氏积极筹设联甲维持地方秩序,支援反割台运动,后隐居避世消极抵制殖民政权。但迫于生计考虑和殖民者压力,受佩绅章,出任地方参事。从这点来看,吴德功集隐居、抵抗、合作三种行为类型于一身,可以代表台湾传统知识分子应对动荡时局所表现出的复杂行为取向。在日据时期,面对总督府的笼络政策和日语普及运动,吴德功的关注点始终在于儒家文化能否得到重视和保护,汉学命脉和儒家道统能否得到延续。本文以吴德功为中心,试图展现受儒家“天下观”影响的台湾传统知识分子,在面对殖民者或近代文明时如何从文化视域进行应对。并同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反应相比,发现虽然以吴德功为缩影的台湾传统知识分子应对的是与以往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和政策,但其所采取的因应手段却依然同过去相似——以不变应万变。尽管如此,从客观角度来看,汉学和中华文化在日据时代能得到延续和传承,与台湾传统知识分子的坚持和努力是分不开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