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投资行为是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因和未来现金流量增长的基础，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也关乎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健运行，是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投资是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我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快，部分企业和行业出现了因盲目扩张导致的亏损破产和产能过剩，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不但会给企业自身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同时也不利于我国经济整体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完美的市场中，公司的投资决策与融资决策无关，但是现实的资本市场不满足完美的资本市场假设，公司的投资既是融资的目的，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融资方式、规模和期限的选择。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是企业两大融资方式，债务作为其中之一，与其说是融资工具，还不如说是一种关键的治理手段(Williamson，1988)。债务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机制，一方面需要定期归还本金偿付利息，能够减少管理者掌控的自由现金流;另一方面通过在债务契约中增加限制性条款，债权人能够限定企业的投资方向，进而降低企业外部股东与内部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发挥相机治理作用。债务融资方式的选择和债务融资行为对公司治理有着深刻的影响，大量基于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上的研究证实，在市场环境完备的情况下债务融资可以发挥相机治理作用，约束管理层的无效投资行为，抑制非效率投资进而有利于企业价值创造(Lang et al，2000;Bolton，2005)。西方的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机制比较完善，拥有市场化的经理人以及理性的投资者，债务的治理作用可以得到有效的发挥。但与西方成熟市场不同，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资本市场债务契约机制不完备、破产机制和制度环境不完善、预算软约束等问题可能阻碍债务相机治理作用的有效发挥。那么在我国现阶段特有的制度背景下，债务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08-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总体债务、债务来源和债务期限结构三个层次，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两个维度深入探究债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1)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深入分析在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产生的动机和形成机理以及债务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产生影响的内在作用机理。(2)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情况（包括整体债务融资比率、不同来源债务和不同期限债务）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情况有整体的了解，为后续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经验证据。(3)针对我国转型时期的特定背景，从总体债务、不同来源债务和不同期限债务三个层次理论分析债务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产生的影响，并且采用我国2008-2013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分析。(4)以产权性质为研究视角，探究债务融资如何影响企业过度投资。国有上市公司存在所有者缺位、政治联系和预算软约束等问题，这可能弱化债务融资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制约作用。而非国有企业中这类问题并不严重，因此初步推断，债务治理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可以得到更好地发挥。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市场更加完善，相关法律日益健全，债务融资治理作用在国有和非围有上市公司中的差异是否逐渐缩小？这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
　　本文的主要内容安排为:第一部分为导论，本部分简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期望达到的目的、研究思路与框架以及预期贡献。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本部分对有关企业过度投资的文献、债务融资与过度投资的文献进行回顾。将有关过度投资的文献分为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控制权私有收益与过度投资、产权性质与过度投资三部分进行梳理总结。将债务融资与过度投资的文献分为国内和国外两部分梳理总结，结合我国特定制度背景对比分析现阶段我国关于债务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的研究与国外相比存在的差异与不足之处，为后续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打基础。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本部分首先对过度投资进行了概念界定，其次对债务治理效应理论进行回顾分析，最后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切入角度，深入分析股东-管理者冲突、大股东-小股东冲突、股东-债权人冲突三种不同代理冲突下，债务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为后续研究假设的提出与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第四部分为研究假设与设计，本部分首先在前文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阶段特有的制度背景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其次，简要说明研究样本如何选取、数据的主要来源、研究变量的定义以及研究模型的构建。第五部分为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本部分首先对样本期间企业的债务融资状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其次估计每家企业每个年度的过度投资水平，并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最后，从整体债务、债务来源、债务期限三个层次，国有和非国有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债务融资如何影响企业过度投资。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建议，本部分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制度背景提出几点政策建议，最后总结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局限。
　　通过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上市公司总体债务融资水平不断下降，主要是因为从银行获取的信贷资金减少，上市公司更容易取得短期银行借款;国有上市公司的整体债务水平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且更容易取得长期银行借款。(2)非效率投资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现象更普遍，过度投资程度更严重;非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更严重。(3)总体债务融资能够抑制企业过度投资;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缺少约束作用，商业信用能够抑制企业过度投资;长期银行借款对过度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短期银行借款则对其产生了约束。(4)结合企业产权性质，发现商业信用在非国有企业中对过度投资有更强的约束作用，除此之外，其他债务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不存在显著不同。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1)以委托代理理论为研究视角，深入分析了股东-管理者冲突、大股东-小股东冲突、股东-债权人冲突三种不同的委托代理冲突下，债务如何影响过度投资。已有文献较少深入分析大股东-小股东冲突下债务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对此进行了探讨。(2)本文从总体债务、债务来源、债务期限结构三个层次探究现阶段在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债务融资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已有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数仅考虑总体债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本文系统分析了总体债务、不同来源债务、不同期限债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3)考虑到我国产权制度的特殊性，本文在分析债务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的同时，将研究样本进一步细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探究了产权性质对债务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现有文献中很少关注不同产权性质下，总体债务、不同来源债务和不同期限债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局限主要有:(1)过度投资的衡量问题。本文构建模型(1)估计企业适度投资水平，回归所得的残差表示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大于0的残差用于衡量企业过度投资。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投资总额(Inv)的衡量方法不同，估计的过度投资程度会存在差异，进而可能影响最终的回归结果。(2)检验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债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样本分类不够细;二是模型构建存在不足，仅用模型中债务融资变量和企业性质虚拟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来判定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债务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影响的差异性，没有依产权性质不同将样本进行分类分别回归分析。(3)忽视了上市公司宏观制度环境的差异。债务融资能否发挥治理作用，抑制企业过度投资，除了受债务融资结构、产权性质影响外，还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存在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