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热点问题中,一种被命名为“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热潮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并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也为学界提供了一种系统、规范的“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作为“归来”作家之一的李凖,依旧延续了自己“十七年”时期所擅长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花费5年时间完成了一部经典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并由此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李凖凭借着自己的革新精神赋予这部作品深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也赋予这部作品精美的艺术结构和圆熟的叙事策略。它不仅代表了李凖在小说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最高艺术成就,同时也代表了80年代初期长篇小说领域的审美水准。毋庸置疑,《黄河东流去》的诞生是80年代文学场域中一次值得注意的创新性探索,因此,借助于对“八十年代”的重返,本论文将《黄河东流去》置于1980年代文学场域的动态变化中进行考察和研究,试图通过对80年代文学场域的勘探从而还原出这部经典作品所被遮蔽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论文分为四章。绪论部分以“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范式为参照,阐述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策略。第一章依据搜集到的材料分析梳理了《黄河东流去》的创作渊源,认为《黄河东流去》的诞生与李凖在黄泛区寻访农民家史创作“祭文”、于70年代末期经历电影《大河奔流》的失败密切相关;同时,通过《黄河东流去》与50年代长篇小说《黄水传》在题材、内容、叙事结构等方面相似之处的对比以及对李凖在“十七年”时期与其好友冯金堂相识相知过程的梳理,认为《黄河东流去》的诞生既是对《黄水传》的继承,也是对《黄水传》的超越。第二章旨在对《黄河东流去》的主题思想进行深入探析。《黄河东流去》将中原农民置于灾变叙事的背景下进行观照,为我们展示了农民在逃难及进城过程中的性格心理的不同变化。在这种变化的“农民性”背后,作者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中原农民在灾难中顽强不息的生存能力以及这种能力所显现的优质民族精神资源,还批判性地揭示了农民的愚昧保守以及农民所承受的精神负担。在灾变叙事背后,作者以历史同构的思维方式回应了80年代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这既是对新时期所面临的现实社会发展问题的深刻审视和探究,亦是对过往岁月历史问题的潜在思考与回应。第三章主要探讨《黄河东流去》在80年代初期长篇小说领域所进行的艺术探索及其在文坛的文化意义。《黄河东流去》是一部既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又具有现代色彩的长篇小说,它的诞生证明了李凖从中短篇小说创作到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功转型。在80年代初期的文坛创新氛围裹挟下,李凖在《黄河东流去》的创作过程中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不论是对民族叙事智慧的主动唤醒(汲取了中国古典小说惯用的“连缀式”叙事结构、“叙事者干预”等创作技巧)、对自我创作旧轨的沿袭(继承和调适了自己“十七年”时期业已成熟的小说创作手法,并对“十七年”时期其他优秀长篇小说家的创作风格以及创作技巧进行了学习和融会)、还是对新时期文学创作新潮的呼应(对新时期真正的、清醒的、批判的现实主义进行认同和回归之余,也在作品中借鉴了一些西方小说中的叙事技巧),都体现了李凖在新时期转型过程中自我创作旧轨与文学思潮之间的纠缠。第四章旨在探析《黄河东流去》在当代文坛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笔者以80年代其时、《黄河东流去》出版、引起好评到获奖的有限史料为依据,试图呈现《黄河东流去》在80年代所面临的文学场域以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方面,《黄河东流去》在80年初期获得文坛主导力量的认可与李凖的时局意识、革新精神、坚守传统文化以及多方面平衡80年代文学场域各方势力的需求和认可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黄河东流去》内在的“反思”特质与“寻根”肌理,在80年代文学场域显示出明显的思想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李凖自身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结语部分以80年代末期发生的“《河殇》事件”为观察点,揭示了文学场域的变化在《黄河东流去》“边缘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也论证了重新解读《黄河东流去》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