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的“整体戏剧”或日“总体戏剧”的“综合”命题已经拷问世界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似乎依然没有一家给出圆满的答案。瓦格纳对于中国话剧的拷问与诱惑也是巨大的。他的“综合”命题使中国话剧屡涉误区，而又屡次反拨，然后又入另一个误区。历史只有经过反思才能进入逻辑，中国话剧的过去、现实、未来都要求我们来审视我们所走过的路。本篇论文从中国话剧史的发展过程中，选取了五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它们之于“综合”课题，呈现了不同的形态风貌。无论从思维方式还是从实践立场上都代表了在不同时期的中国话剧对于“综合”课题的不同趋向。因此，无论是“综合”误区，还是对于“误区”的“反拨”都带给“综合”课题以不同程度上的启示。一引论：以瓦格纳的“综合”命题引出中国话剧的“综合”课题。二文明戏：“杂合”的误区。通过追溯文明戏创建者的实践来反观“杂合”的动因。三五四戏剧：“话剧全盘西化”的误区。五四戏剧开始对文明戏“杂合”误区予以反拨，将中西戏剧剥离开。然而在其操作过程中，思维方式过于矫枉过正，行为方式过于武断。理论争鸣中单向度的“贬”戏曲，而“褒”西方戏剧。戏剧实践中全盘照搬西方戏剧体制。最终五四戏剧走入了“话剧全盘西化”的误区。四30年代至60年代：“话剧戏曲化”的误区。这一阶段，从话剧的外部生存环境来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从话剧自身情况来看，剧场反应冷淡，“西化”的演出方式与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相距甚远。两方面的合力使30--60年代的话剧从五四话剧“全盘西化”的误区中走出。朝“民族化”方向迈进。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受到“中心源泉”说，“方向”说的误导，以及中国戏曲的既定思维方式的强大框范。话剧走入了“戏曲化”的误区。五黄佐临：对布莱希特的选择与解读的误区。黄佐临认为中国话剧不能总是在“戏曲”与“斯坦尼体系”(黄佐临认为斯坦尼体系是西方演剧的代表)两条路上徘徊。因此黄佐临开始对中国话剧的又一次反拨。他为中国话剧的“综合”课题又增加了一个选择：布莱希特。然而由于以黄佐临为代表的一批戏剧家对布莱希特演剧理论的偏激化倡导，使得中国话剧界在实践中唯“布莱希特演剧理论”马首是瞻，并且用布氏理论作为批判力量来大肆封杀斯坦尼体系。中国话剧又进入了对布莱希特选择与解读的误区。六徐晓钟：“以我为主，辨证地兼收并蓄”的“综合”思维中的辨证法与主导原则。徐晓钟的导演理论与实践的指导原则是“以我为主，辨证地兼收并蓄”。这一“综合”思维体现了辨证法与主导原则。它不仅是对“选择与解读布莱希特”的误区的反拨，而且是对中国话剧在“综合”课题的探索中出现的诸多误区的反拨。“以我为主，辨证地兼收并蓄”的“综合”思维对中国话剧的“综合”课题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和珍贵的理论价值。七小结：总结概括全文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