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能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根据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把符号分为类象符号、指示符号、抽象符号。莫里斯发展了皮尔士的理论,认为任何符号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实体,即符号载体,符号所指和解释者,这三部分之间的关系便是符号学的三方面意义,即形式意义,存在意义与实用意义,符号的完整意义则是这三方面意义的总和。莫里斯将这种符号学意义观用于语言研究,认为语言意义也有三个方面,即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翻译专家尤金·奈达将符号学意义理论应用于《圣经》翻译,并指出符号学中意义的三维关系对理解和表达篇章的意义与风格至关重要。 本文主要从皮尔士所划分的三种符号和莫里斯所区分的符号的三种意义入手对文学翻译进行了探讨。认为符号、所指实物和解释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指代的关系。不同的语言标示着不同的符号系统;翻译即是翻译意义;意义和功能是一篇译作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方面,功能反映的是文本的整体效果,该效果必须通过意义的表达来实现,因此翻译的标准就是“意义相符、功能相似”,其内涵与传统的翻译标准核心“信”是相同的;翻译的过程是解码和编码的过程,要传达的是语言符号的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非语言符号,比如原文的形式、语体、意图等也均具有意义,这些都要在译文中再现出来。 全文包括三章。第一章回顾了符号学的发展,说明了符号学意义理论的产生和实质。第二章阐述了符号学意义理论与翻译的关系,认为翻译是语言的交流,文化的交流,也是符号的转换。翻译就是翻译意义,译者在复杂的文化符号网络中进行解码和编码工作。在解码时,对原语语言符号进行正确理解;在编码时将原文的指称,言内和语用三种意义移植到译文中,将文化交流过程中信息的失真减少到最小,实现“意义相符,功能相似”这一标准。第三章通过大量例证从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三个方面对符号学意义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做了系统分析和说明,以做到在宏观上把握原文的功能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