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信用原则原为道德准则,后被引入法律成为法律规范。其在近代最早确立于民法债权领域,后来被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提升为整个私法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由此达到了民法中的最高位。从20世纪初开始,诚实信用原则逐渐从私法领域扩张到公法领域,被吸收为公法的基本原则而成为法律领域的“帝王条款”。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中都逐渐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进行最新修改时也引入了该原则。但其实真正的挑战在于还在后面,如何将该原则适用于司法实践中,防止其沦为“口号式”条文,是立法完成之后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共同面对的难题之一。这就涉及到该原则的基本含义、入法依据、适用范围、具体制度构建以及其作为一般性条款如何直接予以适用等问题的探讨。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精神在于公正和衡平,对当事人的基本要求是诚实善意地进行诉讼,不得滥用诉讼权利,不得损人利己。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入法的理论依据在于诉讼观念由自由主义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公法与私法的相互弥补、民事诉讼法与民法之间的密切关联、诉讼模式向协同性诉讼模式的转变以及协调实体法的安定性和应对社会生活变化的灵活性的要求。同时该原则入法与我国历史现实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在我国有其特殊的现实依据,即我国司法实践中泛滥成灾的不诚信诉讼现象与我国亟待改善的社会诚信环境。不诚信诉讼行为不仅会对程序本身和程序结果造成极大伤害,同时也会削弱法院的权威和公信力,并进一步恶化我国的信用环境,危害不可谓不巨大。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主要以诉讼当事人为规范的对象,以真实义务、诉讼促进义务、禁止矛盾的诉讼行为、禁止不正当形成有利诉讼状态和禁止滥用诉讼权利为主要的具体适用形态。我国在相关具体制度建设上仍有很大欠缺,尤其是在真实义务、禁反言、失权效制度、证明妨碍制度等方面仍需要加以进一步完善。在法官直接适用作为一般性条款的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时候,应当不能抵触法秩序的一般原则和宪法的价值秩序,应当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通过利益衡量和充分地说理论证,加强判决的正当性基础,从而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