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分析四部戏剧《菲德拉》、《雷雨》、《榆树下的欲望》和《漫漫长夜路迢迢》中的父亲形象。这种形象表现为在贪欲驱使下无所顾忌的攫取和占有一切，这一过程中他们对更加珍贵的事物视而不见，同时也摧毁了生活的真意与美。他们的胜利是付出极大代价的胜利，是令他们失去太多几近失败的胜利。 这四部戏剧的相同母题衍生自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即“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对此解释每个男孩都对父亲怀有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儿子的第一个性冲动对象注定是自己的母亲，而第一个仇恨的对象注定是自己的父亲。这种情结甚至会发展成为一种对兄弟姐妹的排斥与憎恨。尽管奥尼尔与曹禺都否认俄狄浦斯情结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承认那是一种原始情感，每个敏感的人都生而有之)，但这种与生俱来的倾向的的确确在其作品中得以真实而完整地展现。 根据法国结构主义者让内·吉拉德关于“摩仿的欲望”的理论，我们得出这些剧作的相似之处。儿子渴望得到被其尊敬的父亲所渴望或占有的欲望客体。这一欲望客体包括女人，甚或母亲本人，或其他如权利、土地、金钱等事物。由此而产生出一三角形框架，一场由父亲、母亲、儿子参加的战争。 父亲作为权威与尊严的象征，始终摆出一副冷酷、严厉和永不失败的假面具。为了肩负社会、家庭的责任，他们必须表现得足够强壮、自信。凭借社会与习俗赋予他们的凌驾于儿子与母亲之上的力量与权威，他们变得自负和鲁莽。这种自负与鲁莽又使之孤立于他人。由于屈服于自身的欲望，父亲置母亲的感受不顾，或根本不予理解。在戏剧中具体表现为特修斯在众多女人中徘徊，在地府的滞留；凯勃特对自身信仰的固守，丝毫不理会妻子的内心需要；周朴园对繁漪的冷酷和专制；以及蒂龙的吝啬，只愿为玛丽提供一个异常简陋的家。误解、争吵、冷淡和憎恨使夫妻关系产生裂痕，又继而导致其他问题。母亲不得不去他处寻求慰藉，因此儿子或继子成为了替代品。 在父子关系问题上，爱恨交织使双方深陷其中。儿子崇拜英雄的父亲，但同时又竭力颠覆父亲的优势地位。父亲则也许由于对儿子的本能父爱或蔑视，始终忽视儿子急于替代父亲的欲望和潜在威胁。然而，一旦面对其挑战，父亲便现出他们的憎恨，疯狂反扑。表面上，父亲成功地保护了他们在家庭中的声誉与权威。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儿子的反叛留给父亲的只是孤独与绝望。父亲无法挽救家庭，迷失在代价高昂的胜利中。 根据平行研究的理论，不同的民族、时代和剧作家赋予父亲形象各异的经历，使父亲形象展现了不同的风采，反映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剧作家的特点。作为王国的君主，特修斯不得不处理因儿子而起的政治纷争。在与各个政治派别周旋的过程中，骄傲且鲁莽的君主暴露出他对时局的错误把握。曹禺生活在相似的骚动的五四革命时期，他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艺术实践赋予他所塑造的人物周朴园这个封建主义资本家以强烈的时代感。他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的，这使他不能承认领导罢工的儿子鲁大海；他的思维方式属于传统的封建主义，这促使他强迫全家人遵守他的命令。至于其他两部戏剧的人物，奥尼尔将自传因素和美国历史融入其中。新英格兰清教徒凯勃特遵循上帝的意旨，将他的整个世界变成坚硬的石头，蔑视安逸、软弱、以及所有世俗的法律和道德标准。而蒂龙的爱尔兰特点则促成了他的吝啬和失落。 随着戏剧的发展，父亲形象逐渐成熟。不同时代，作家采用不同的写作规则。从希腊神话的模糊性尺度发展到十七世纪的模糊性与确定性交织的尺度，再到当代深入人物精神世界的更高层次的模糊性尺度，与现代人的感受逾加接近。除此之外，当代悲剧蕴含更多人性因素，更复杂的情感世界。父亲形象逐渐由配角变为主角，甚至使其他角色相形见绌；他们从高高的神位、王位上走下来成为具有普通感情的平儿人；他们的性格从单一变得丰富、完整、复杂。因而，其精神斗争和人格的分裂展示得更为清晰。但无论其背景如何，他们都无法逃脱他们代价高昂的胜利。 事实上比较文学是非常艰巨的工作，更何况是比较出自如此伟大剧作家之手的杰作。由父亲形象入手，我们或许能管中窥豹，一览其中所呈现的父亲在家庭、社会及内心的苦苦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