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由理查德·唐纳导演、华纳电影公司制片的电影《超人》拉开了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的序幕,随后的《超人》三部曲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巨大成功。1989年蒂姆·波顿导演的《蝙蝠侠》又将另一位著名的“超人”引入大银幕。进入新世纪后,电影银幕上出现了众多“超人”形象: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雷神、X战警等等,这些形象及其扮演者不仅成了大众偶像,还为好莱坞带来了高额票房,“超人”形象也成为人们心中不可或缺的影像元素。虽然“超人”在影片中的化身千差万别,但他们都被塑造成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解救世人的英雄形象。好莱坞电影中的“超人”形象不仅是美国精神和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影像表征,它还担负了美国国家形象塑造与美国大众文化输出的重任,它的兴起与发展是历史与社会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受众对英雄主角的诉求愈发多元,“超人”也因此幻化出更为丰富的形象,事实上,今天“超人”已逐渐成为好莱坞电影中一个群体的统称。从形象建构的角度而言,虽然“超人”的表现形式多样,但却有着共同的叙事结构与建构方式。首先,这些“超人”形象几乎都是按照坎贝尔的神话学中的“英雄之旅”的发展轨迹来塑造的,即通过“分离”、“挑战”、“回归”的路径来完成超人对自我及他人的救赎。其次,“超人”这一形象始终置于“四段式”的经典戏剧结构之中,他们在电影戏剧化的“起承转合”中不断丰富自我,并在一组组二元对立的矛盾中不断进行选择,最终完成涅槃重生。从电影符号的象征意义来说,无论是“超人”的肌肉、面具,还是装备,都不仅仅是“超人”形象的视觉符码,更是受众媒介内容使用与个体欲望满足的投射,是电影衍生产品拓展的基础。而“超人”形象背后的文化含义更是值得探究。“超人”符合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英雄“原型”,是“超我”的理想化身。它同时也隐喻了当下社会的典型问题,例如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隐忧、现代社会人群的孤独感等等。尤为重要的是,“超人”形象还是美国话语霸权及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反观中国电影,这种典型性的英雄形象却鲜少出现,这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中国电影发展的特征有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借鉴好莱坞电影中的“超人”形象,探索适合于中国国情以及中国电影发展的电影人物形象建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