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号召女性广泛参与劳动生产,我国大多数女性承担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责任。自2000年以来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下降,这无疑是工作-家庭难以平衡的结果,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与儿童照料责任难以分化息息相关。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老龄化、二孩生育等社会变动使0-3岁儿童照料问题更加突出,与儿童照料相关的家庭政策与社会服务欠缺,儿童照料是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的难点。生育保障制度是一项涉及妇女和儿童权益的社会政策,我国生育保障制度提供了0-3岁儿童照料支持,完善生育保障制度中儿童照料待遇对女性工作-家庭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生育保障制度中0-3岁儿童照料为研究对象,从内因与外因进行分析,内因是对生育保障制度本身的把握,外因是从社会变动分析生育保障制度受到的挑战。我国生育保障制度中儿童照料经历了单位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发展,对相关法律法规梳理发现儿童照料待遇非常有限且两性儿童照料待遇差异大。生育保障制度中儿童照料不足的原因在于女性天然的母职身份、待遇的依附性、财政支持的有限性以及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为进一步认清生育保障制度中儿童照料存在的问题,本文以新社会风险理论为框架,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女性广泛就业、老龄化、私营服务三个方面考量儿童照料供需变动。女性广泛就业减少了儿童照料供给,老龄化削弱老年人的儿童照料供给,而儿童照料私营服务欠缺,新社会风险下儿童照料赤字问题凸显。儿童照料不可得将诱发女性劳动力市场退出行为,女性无法充分就业意味着女性附属地位的强化与社会福利保障的不足,生育保障制度亟需完善儿童照料待遇。欧洲福利国家最早关注工作-家庭平衡新风险,本文借鉴欧洲福利国家应对工作-家庭平衡新风险的有益经验。综合考虑我国生育保障制度中0-3岁儿童照料存在的问题与新社会风险下儿童照料赤字带来的挑战,本文在时间支持、经济支持、服务支持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完善生育保障制度中儿童照料待遇,如将女性产假与男性护理假合二为一变为父母假、鼓励企业联合社区开展0-3岁托儿服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