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为整整两代人塑造了中国,先后有四部中国题材小说——《大地》、《龙子》、《中国天空》和《群芳亭》被好莱坞搬上银幕。本文把好莱坞对赛珍珠的小说改编视为一个整体,把电影改编放到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以改编的历程为线索,探析小说向电影转换时所经历的复杂变化,以求勾勒出赛珍珠小说的美国银幕之旅的历史轨迹,并由此探讨开展跨文化电影改编牵涉到的一些规律因素。第一章“理想照进现实:《大地》的跨文化演变”,不仅探讨好莱坞米高梅公司生产“有品位、能盈利”的电影理想,以及中国政府追求细节准确和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意愿,如何经过双方不断地交流和交涉,最终在制作影片《大地》中得以实现,而且考察改编者在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下如何对原作进行必要改动,成为面向某一特定电影市场和适应银幕表现形式的二度创作。米高梅公司过滤了一些有关社会现状会引起争议的描写,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国民党政府对良好国家形象的要求,为打开中国电影市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改编者对故事人物的“美化”,虽过于理想化,但并非舍弃原作精髓,保持了原作的艺术魅力,通过一些创造性的调整,制成了一部更容易引起观众心灵共鸣的艺术产品。此外,本章还通过考量米高梅公司对中国传统家庭关系的本土化改造,及影片对原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评价,揭示跨文化改编的一个普遍规律——文化渗透与交融。第二章“好莱坞参与战争:抗战小说的银幕之旅”,结合改编赛珍珠的两部抗战小说《龙子》和《中国天空》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探讨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如何积极响应美国政府的助战政策,揭示电影这一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战时信息办公室(OWI)、中方官员以及《电影制作规范》执行局(PCA)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米高梅公司选择最能表现中国人抗战精神风貌的情节片段,利用电影的表现手段,宣传中国英雄抗战的精神,将小说《龙子》改编成一部符合美国电影战时管理部门要求的“助战影片”,因而大大增进了电影这种娱乐产品的政治性和教育功能。雷电华公司改编《中国天空》时有意忽略了原作对日本人物的客观描写,把赛珍珠笔下渴望和平、令人同情的战争受害者改写成面目可憎、阴险狡诈的军国主义分子,刻画出好莱坞最为流行的日本人形象,与遭受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而愤怒的美国民众的呼声遥相呼应。同时,改编者与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导向保持一致,着力修饰中国国民的银幕形象,渲染中美之间至亲至爱的关系,既表达了对盟友的友善,也树立了美国在海外的正面形象。这次电影改编对种族问题的阐释背离了赛珍珠小说反对种族歧视的精神主旨,再次印证了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对电影改编的渗透。第三章“‘民族寓言’:《群芳亭》的跨时空改编”,探寻身为制片人、编剧和主演的罗燕如何在艺术性、娱乐性与政治性之间寻找中西文化交流的结合点和协作点,采用“避重就轻”的改编策略,对小说《群芳亭》进行自由式的影像阐释。罗燕模仿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前期作品风格,将一些表面化的元素如东方奇观、个体压抑、不伦之恋排列组合,但未能将“民族寓言”成功复制。浓郁的地方特色、异国情调和东方奇观虽然为影片《庭院里的女人》披上一层华丽的外衣,但大量视觉元素游离在故事的表面,失去了应有的视觉冲击力。罗燕虽然试图讲述关于个体压抑的经典故事,但因加入过多的感情戏而冲淡了对人物命运的思索,降低了电影改编的思想深度。过于表面化的表现手法和思想表达,使得影片《庭》缺乏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无法令罗燕像第五代导演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消极面做出有益的反思和批判。尽管两者在立意和寓言性上差别较大,这部新作在美国和中国的评论界的反应亦相当一般,但它与中国第五代导演前期作品至少在表现手段和祈求的目标上有诸多相似,因此称其为“民族寓言”影片的一种另类繁殖。从对赛珍珠中国题材作品的电影改编策略,及每部影片的叙事特点和视觉风格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小说的每一次电影改编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语境密切相关。梳理好莱坞改编赛珍珠中国小说的历史脉络,不仅能看到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对好莱坞的控制,而且能展现电影改编对大众心理和流行意识的迎合。赛珍珠小说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演变,是东西方文化对峙、妥协与交流的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往往促使改编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适度的调整和改变,以符合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亦即跨文化改编中常见的文化渗透与融合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