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儿童肥胖是众多慢性病的高危因素,不但可延续至成人期,更加大了成年后死于各种慢性病的风险,目前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生活方式转变是造成儿童肥胖流行的主要原因,同时,肥胖问题也是社会与健康关系研究的一个理想切入点。目前国际上对于儿童肥胖社会决定因素的研究为在中国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但也存在理论上尚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社会环境下的儿童肥胖社会决定因素作用模式,并对国际上现有的作用模式研究进行补充与完善。在此基础上,提出沈阳市儿童肥胖防控具体策略,为在沈阳市开展儿童肥胖防控工作提供政策建议。研究方法:本研究首先在国家层面上收集了 125个国家的儿童超重肥胖率指标,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统计指标,分析了影响儿童肥胖流行的宏观经济文化因素。其次,通过在沈阳市13个区/县开展儿童体格检查、问卷调查、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环境测量,在社区、学校、家庭、个体层面收集数据,分析了社会物质环境资源、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因素对儿童肥胖的影响。最后,根据调查数据结果,通过文献研究、比较分析、个案研究,借鉴发达国家儿童肥胖防控经验、梳理中国儿童肥胖防控政策环境、剖析沈阳市儿童肥胖流行特点,提出沈阳市儿童肥胖防控具体策略。结果:1.2010-2013年的国家人均GNI与2013年国家20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呈现倒U型关系。当国家人均GNI低于20000美元时,人均GNI每升高1%,男孩超重肥胖率升高4.6%-4.7%,女孩超重肥胖率升高3.5%-3.6%;当国家人均GNI高于20000美元时,人均GNI每升高1%,男孩超重肥胖率降低6.6%-7.9%,女孩超重肥胖率降低7.6%-8.9%。2.国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化得分与国家20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呈负相关,且方程中引入国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化得分后,20000美元以上的人均GNI与国家20岁以下男孩超重肥胖率的负相关关系减小或变得无统计学意义。3.对于女孩,家庭物质富裕水平与父母教育水平对肥胖存在交互作用(Wald检验与LR检验p均小于0.05)。以肥胖为因变量时,父亲教育水平的OR(95%CI)随家庭物质富裕水平的升高而降低,在最富裕的20%家庭中,父亲教育水平的OR(95%CI)降低到1以下(OR=0.54;95%CI:0.29～0.99)。母亲教育水平的OR(95%CI)随家庭物质富裕水平的升高而升高,在最富裕的20%家庭中,母亲教育水平的OR(95%CI)升高到1以上(OR=1.94;95%CI:1.03～3.66)。4.聚类分析识别了 6种类型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综合分组,父母职业以个体工商户为主、父母的教育水平均分布在高中及技校、初中水平的Ⅱ型中等家庭女孩肥胖风险最高,父母职业以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为主、父母教育水平为大专及本科的Ⅱ型富裕家庭女孩肥胖风险最低。5.随着社会物质环境资源的增加,不同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的儿童BMI与腰臀比的差距开始显现。贫穷家庭、Ⅰ型中等家庭、Ⅱ型中等家庭受到环境影响最为显著。6.能够对儿童肥胖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包括:非居住用地数量、儿童活动场所、居住密度、公交地铁站数量、甜品店数量、农贸市场、便利店/小超市、西式快餐店数量。7.学校周边环境中,体力活动环境资源对儿童肥胖有更多的影响,家庭周边环境中,饮食环境和体力活动环境对儿童肥胖均有影响。8.体力活动、蔬菜饮食行为能够在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对女孩肥胖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且主要作用于Ⅲ型中等家庭、Ⅰ型富裕家庭、Ⅱ型富裕家庭。结论:1.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儿童超重肥胖率呈现倒U型关系,拐点的出现可能与国家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化的文化发展有关,文化发展可能能够削弱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健康效应。2.关于儿童肥胖的社会决定因素作用模式,家庭物质财富水平与父母教育水平存在交互作用;社会环境资源与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存在交互作用,构成资源可获得性差异,影响儿童肥胖;生活方式因素能够对儿童肥胖的社会分布差异起到中介作用。3.对于在中国/沈阳市开展儿童肥胖防控工作,本研究提示,肥胖高风险群体是生活在中等富裕水平、父母职业以个体工商户为主、父母教育水平分布在高中及技校/初中水平家庭的儿童;“环境敏感人群”是贫穷家庭、父母教育水平不高的中等富裕水平家庭的儿童;儿童肥胖防控中可考虑重点干预的环境因素包括:非居住用地数量、儿童活动场所、居住密度、公交地铁站数量、甜品店数量、农贸市场、便利店/小超市、西式快餐店数量,生活方式因素包括:体力活动、蔬菜摄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