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领域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1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195.62[1]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为1,231.20亿美元,首次出现OFDI规模超过了实际利用外资规模。2017年年末,中国OFDI规模全球国家和地区排名第3,流量规模为1,582.9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紧密联系,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规模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2.7%,达201.7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长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并没有很强的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中国OFDI并没有投资到政治局势更安全、制度更完善的国家,而是相当一部分流入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同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金额越来越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存在的这些现状和“边际产业扩张论”、“竞争优势理论”等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不相符,需要对这些情况做新的研究与解释。为了解释上述现象,本文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角度出发进行实证分析。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要素禀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技术要素禀赋、市场规模要素和成本要素,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14亿人口加上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导致中国越来越大的自然资源需求;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先进技术有十分强烈的需求。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基于东道国风险与资源要素禀赋进行分析,从投资动机角度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中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异质性动机和影响因素。由于数据可得性,本文最终选取了全球84个国家2004年到2016年的10个变量数据,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各国历年OFDI流量规模,并进行对数化处理,解释变量包括东道国政治风险指标、制度风险指标、东道国自然资源稟赋以及技术资源禀赋,控制变量有东道国GDP、人均GDP、GDP增速、进口中国商品规模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同时将84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国家三组,分别对所有数据以及三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用消除截面自相关与截面异方差的广义最小二乘矩估计法进行实证检验,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机与影响因素以及影响中国对不同国家直接投资因素的异同。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厌恶制度风险的特点,对政治风险不敏感,有明显的自然资源导向型和技术寻求型动机;同时中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内在动机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的情况,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技术寻求动机,资源获取动机不明显,而且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和制度风险对中国直接投资影响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发达国家本身风险较低,中国企业直接投资时不会过于担心风险因素,以及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会采取限制中国直接投资等政策,使得中国资本难以进入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有明显的自然资源寻求动机,技术资源寻求动机不明显,而且有明显的风险厌恶特点,更倾向于对那些政治风险和制度风险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进行投资。对于“一带一路”国家,中国有明显的自然资源寻求的投资动机,技术资源寻求动机不明显,而且有倾向投资到政治风险和制度风险较高的“一带一路”国家,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与中国有较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给中方企业相对较好的保护,可以弥补政治风险突出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低下的治理质量也会给企业带来寻租机会。同时本文也对三组国家的解释变量进行交互影响检验。最终本文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提出了针对国家与企业的若干对外直接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