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一个被高度同化的犹太人家庭,和多数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一样,他早年对犹太身份没有明确的认识。爱因斯坦的家庭虽不注重犹太传统,但继承了犹太人重视培养思辨精神的教育模式,这使爱因斯坦养成了喜好独立思考、追求思想自由的性格习惯。从热烈信仰犹太教到抛弃盲目热情,他在心中种下了大胆怀疑和反抗权威的心理因子。另外,爱因斯坦很早便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他深刻认同世界主义,反感民族主义。在教育和人生经历中,爱因斯坦原本微弱的犹太意识在逐渐显现,其推动因素并非他物,而是外界对犹太人的厌恶和排斥。可以说,他幼时便身处一个非犹太环境,这种环境带给了他难忘的记忆,预示着他后来思想的转向。因犹太身份,爱因斯坦的家人曾遇到不公正对待,而他自己也在大学毕业后的求职过程中遇到种种挫折,反犹者对犹太人的排斥使他这样的人道主义者无法接受。1912年到布拉格任教后,他开始意识到犹太人问题,也开始接触到犹太复国主义者,但·那时他只是将犹太复国主义者看作是特立独行的学者组成的松散派别。1914年来到柏林大学任教后,爱因斯坦更真切地体会到犹太人在德国的卑下处境,东欧犹太青年因反犹主义而无法求学更让他痛苦,由此激发了他的犹太民族感情。生平首次,他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犹太身份。在爱因斯坦确立起犹太身份意识后,他并没有立即表现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由于相对论的证实,爱因斯坦很快成为世界名人,也成为反犹分子攻击的对象,而学术界的反犹情绪尤其令他震惊和失望。爱因斯坦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有很高期待,也很看重知识分子在反犹主义生成和传播中的作用,所以知识分子的顽固偏见使他感到很难消除社会上的反犹主义。这样,他认识到,犹太人主动同化融入主流社会不可能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出路,于是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卡尔·布卢门菲尔德的劝说和引导下,他开始在观念上转向犹太复国主义,并很快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发起的希们来大学建设工程产生了强烈兴趣。其实,爱因斯坦并不将保留犹太民族或其他任何民族本身为目的,而是仅仅将民族的存在看作一个存在的事实。在他看来,犹太人要想与其他民族共存,实现正常化,必须发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犹太复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为了恢复犹太人的自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设也是出于此目的。在爱因斯坦那里,对世界主义的信奉的同时,也可以对本民族抱有强烈的认同感。在思想上走近犹太复国主义后,爱因斯坦很快与这场运动发生了直接关系。1921年,爱因斯坦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起对美国进行了访问,目的是为了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点,尤其是为希伯来大学筹款。对于爱因斯坦这样一位亲身经历过一战的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他也希望通过访美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和解。由于欧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之间围绕运动领导权的矛盾,访美筹款计划并不成功。访美之行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团体和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使他难以忘怀,纽约犹太人的热情使他生平首次感受到“犹太民族”的存在;他虽然对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感到厌倦,但不妨碍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前景做出乐观判断,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感情也更深了。在访美后,爱因斯坦很快又参与了另一项由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组织的活动,于1923年亲自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建立民族家园的巴勒斯坦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安排下,爱因斯坦行程密集,接连访问了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海法等重要城市,参观了犹太人的集体农庄“基布兹”。巴勒斯坦之行最重要的事项是在希伯来大学所在的斯科普斯山上发表演讲。在巴勒斯坦虽停留时间较短,但却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印象,他尤为钦佩那里的犹太工人和农民在艰苦条件下建设新家园的勇气。对于巴勒斯坦的未来,爱因斯坦最看重其文化意义,认为应将其建设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文化和精神中心,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犹太国家。在爱因斯坦参加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事务中,他最关心、投入精力最大的莫过于对希伯来大学建设的支持。爱因斯坦对希伯来大学的角色有很高定位,认为其应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诸方面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智慧殿堂。正因如此,他对希伯来大学的行政管理、科学机构设置和人才遴选等方面进行了较多干预,在此过程中同希伯来大学校长犹大·马格内斯发生了激烈矛盾。爱因斯坦和马格内斯的分歧在于,后者认为在教授任命等校务上应按照美国捐赠者的意愿执行,而爱因斯坦希望希伯来大学更多按欧洲大学理念运作,应在教授任命和课程设置上给予各个系科足够的权利。爱因斯坦主张,董事会和学术委员会应拥有较大的权力;而马格内斯则排斥这些机构,总是专断独行。虽然有种种矛盾,但爱因斯坦一直关心支持希伯来大学的行政和学术事务。在爱因斯坦的中晚年,他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问题的认识很能反映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基本认识。爱因斯坦热情倡导“双民族”理念,主张巴勒斯坦不应由阿拉伯人或犹太人一方独占或成为支配力量,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心理因素,即互不信任导致难以和解。所以,爱因斯坦认为,阿犹双方应展开坦诚对话,建立权威有效的磋商机制,并摒弃大国干涉,从而实现民族和解。爱因斯坦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移民和建设是犹太人的正当权益,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谴责阿拉伯暴徒对犹太人的攻击,也谴责犹太恐怖分子的破坏。从“双民族理念”到接受以色列国,爱因斯坦经历了从温和的和平主义到战斗的和平主义的思想变化。在认识到阿犹和平共存己无可能时,他放弃了反对政治上建立犹太国的一贯主张,转而承认和接受以色列国,并为以色列的内外政策提出种种建议。在以色列国成立后,爱因斯坦呼吁应宽容对待那里的阿拉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