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刑法理论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产物,风险刑法理论中的风险是指非传统风险,环境风险是这一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德国环境刑法的规定来看,风险刑法理论在污染环境罪中得到了具体的展开。坚持以防范环境风险来设计污染环境罪的罪状和刑罚,不仅以生态·人本法益观为基础来设立各种污染环境罪,而且设置了与侵害犯旗鼓相当的危险犯,同时大量采用了择一罪过立法,设立了多种污染环境罪的罪名以及个罪内容具有较为复杂的构造。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关于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法益存在环境权说、环境社会关系说、环保制度说和公共安全说四种观点。这四种观点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缺点,不应当被采纳。风险刑法理论的视野下,法益保护发生了三个转变:法益由物质化转向抽象化、法益保护范围的扩大化、法益保护的提前化。这三种转变恰好将污染环境罪所侵犯的法益指向环境法益。传统的法益观是人本法益观,即把法益理解为刑法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在这种法益观指导下,污染环境罪的侵害犯中的侵害是指对人的生活利益的侵害,污染环境罪的危险犯是指对人的利益的威胁。所以,污染环境罪的侵害犯和危险犯分别表现为对人的侵害犯和对人的危险犯。当前的污染环境罪应当以环境法益观来建立和解释。因此,污染环境罪的侵害犯不再仅限于对人的侵害犯,还包括对环境的侵害犯;污染环境罪的危险犯也不再仅限于对人的危险犯,还包括对环境的危险犯。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单一罪过说与复合罪过说两种不同观点。单一罪过说人为缩小了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复合罪过说既不符合我国刑法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的立场,也不符合实际。所以,在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上,应当提倡与贯彻择一罪过说,即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需要借助于已经发生的具体案件事实来判断,相应地,在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判断上应当引入“罪刑规范—构成事实”论的罪过形式判断基准。在污染环境罪的罪名设置上,我国目前采用单一罪名的优势在于能有效避免处罚遗漏,但其劣势也极为明显。不仅不够明确具体,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可操作性差且缺乏针对性,不利于预防犯罪,而且致使刑罚设置混沌不清,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同时也不利于有效制约司法权。综合来看,单一罪名的弊大于利。所以,我国刑法在污染环境罪的罪名设置上应当把现在的污染环境罪分解为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土地罪、破坏草原罪等各种具体的污染环境的犯罪,同时明确规定侵害犯、危险犯、罪过形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