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农户的施药行为是有限理性的,基于当前农药使用的负外部性,特别是作为我国三大主粮之一的水稻的“用药乱象”,本文选择将稻农施药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对稻农的农药过量施用水平进行测算,从农户自身、市场主体、政府监管等三方面出发,探究不同研究视角下稻农施药行为的异质性。本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五个部分:首先,利用中国南方水稻主产区731个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损害控制生产函数对稻农的农药施用水平进行测算;其次,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规模的稻农施药行为,掌握规模户与小农户用药行为差异的规律;第三,从市场角度出发,采用PSM考察不同市场主体参与对稻农过量施用农药的影响;第四,从政府角度出发,研究政府监管因素对稻农施药行为的影响,并将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共同纳入研究框架,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作用逻辑;第五,为统筹兼顾病虫害防治和化学农药减量的目标,本文分别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和效应评价进行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调研区域,稻农存在严重的农药过量施用问题,这是由于病虫害与农药投入之间的恶性循环造成的。第二,不同规模农户的施药行为差异大:规模户的农药使用量高于小农户。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规模户的单次用药剂量超标率比小农户高出56%,规模户的施药频次是小农户的1.40倍,口粮比例是规模户和小农户用药行为差异的根本因素。第三,市场环境因素对稻农施药行为的积极作用偏弱、消极影响较大。众多市场主体中,只有“质量型”收购商有助于抑制稻农的农药过量施用行为,合作社作用不明显,而选择非专业外包防治的农户比非外包组农户的农药过量施用概率高16.98%,非专业防治的组织化水平、植保防治手段与专业化的统防统治存在很大差距。第四,政府监管对农户的农药施用量的影响是有限的,但会与市场环境因素形成良好的交互作用,从而规范农户施药行为。第五,绿色防控技术是对化学农药的一种较好的替代。调研区域的绿色防控技术具有经济和环境双重效应,但农户的采纳比例较低,这与农户家庭的口粮比例大小有关,甚至打药时机预警和收购方关注点等因素在农户的采纳程度上也起到了较强抑制作用。在现有政府监管和市场环境的基础上,为规范农户行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灵活革新培训方式,积极落实监管职能。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促进绿色市场的规范化,形成农户与市场主体的多层行业自律机制,纠正市场失灵。第二,严格把控市场环境,扎实促进优质优价。要加强对绿色农产品供给市场的管制,发挥市场主体规范对农户行为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第三,对农户因材施教,充分发挥示范作用。采用合理的激励方式引导农户进行自我管理,并积极发挥示范户的辐射作用,形成从知识输入到技术输出的转变。第四,不断完善补贴机制,推进技术研发与推广。通过绿色农业技术的补贴常态化、多样化,结合减少技术推广中的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共同弱化农户应对技术更新的成本压力。第五,建立纵向反馈机制,完善风险补偿制度。通过纵向的信息反馈机制,针对性地为农户提供全程或阶段性服务,并通过完善风险补偿制度,弱化农户为应对收入波动而对农药施用量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