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5上升到了2001年的0．45，在20年的时间里扩大了20个百分点，这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说明中国经济发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就是权利结构的变化，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结构的变化、劳动力所有权结构的变化和居民政治权利结构的变化。本文从权利结构的变化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为收入分配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权利是国家对个体利益和地位的法律规定，主要包括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在法律上主要分为人身权和物权。物权的基本是所有权，它包括对物品占有、使用、处置等权能。人身权则是生存权及人身能力权，它规定人身安全，以及能力的发挥、收益等权能。人身权的核心权利就是劳动力所有权及其派生的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在经济领域，生产资料所有权制约着劳动力所有权。政治权利的核心是以民主权为核心的一系列权利，直接影响到了政府的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共同体社会，以产品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现代社会是以工业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共同体社会集体至上，以公共产权为核心，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公民社会以个人为本，实行私有产权，实行差别化分配。共同体社会的组织原则是身份差别、等级特权和专制主义，而市民社会以人身自由、权利明晰平等、人民主权和等价交换为原则。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从90年代开始这种转型。从共同体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西欧国家用了三四个世纪，而前社会主义国家却希望在10年内完成。在这种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大量的公共财产在很短的时期内被私有化，这是导致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急剧扩大的根本原因。由于传统产权结构的缺陷，原来公共财产的经营者却一举变成了所有者，这是中国收入分配最大的不公正。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进行了剧烈的产权结构改革，改革的基本特征就是公共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民营化过程，巨额的公共财产，从政府和集体等公共资产的占有机构转移到了原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手中。经验研究证明，转型经济的民营化经常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增加。 农民的权利很少，但是义务却很重，以税收负担为例，1995年农民收入只有市民收入的40％，但是人均纳税额是市民的9倍，如果加上缴纳的各项名目繁多的杂费，则相当于市民的30倍。此外，农民还要提供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等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劳动力所有权、土地占有权和政治权利的缺失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别，必须从明确和保障农民这三项权利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