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泛化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专业到日常的过程。对法律来说,泛化包含着两个层面:其一是社会层面,法律话题成为民众热议的对象,普通人而非法律工作者越来越关注法律;其二是国家层面,也即立法上的,法律法规不仅是数量上如雨后春笋,其规制的范围也日渐扩大化,离婚冷静期就是此种泛化的例证。《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也已经呈上了全国人大的会议桌正在审议,疫情期间多个地方政府出台规章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在不当、不必使用法律规制时使用法律,或者立法不能达成理性效果导致法律成为一纸空文都是法律泛化的现象。法律是为法治服务的,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而法治最终又是为人服务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落到实处是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保障。因此,良好的法律应当是给人们带来的益处远大于不便。法律对于公民自由的限制应当慎之又慎,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行政管理的便利或是出于社会公德保护者的责任感而诸多禁止则难免有失法治初心。法律泛化问题中隐藏着法律万能论的身影,也有法律家长主义的理论渊源在背后支撑。法律家长主义看似是来源于西方的名词,但在中国其实有着深厚的根源。几千年来,中国的法律与儒家文化几乎到了一种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程度,儒家的君臣父子思想在家庭内部建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民众在家中服从于尊长,在外服从于长官,地方长官也被尊为“父母官”,优秀的官吏应当“爱民如子”,“大人”一词从对父亲的称谓演变为对官员的尊称,足可见父系权威和官僚权力的紧密相关。封建制度虽然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瓦解,但其中的思想文化却并没有烟消云散,国家一旦对民众秉持着一种父亲的心态,将自己视为幼童的监护人,法律对公民日常生活的过度介入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之,而卒以祸。”法律作为以强制力为后盾来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承载着公民的信仰、法治的威严,一道失败的法律带来的危害比没有法律更甚。再任何一部法律出台之前都应当再三思考,制定它的目的是什么,实施它是否能达到预想中的效果,它会给公民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最重要的,它真的是必要的吗?本文将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法律泛化的现状,分析背后的原因,以及它对新时代法治建设工程可能造成的危害,探讨如何预防法律泛化甚至于法律泛滥,提出几点确保所立之法是当立之法的建议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