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中期《诗经》文学诠释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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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国文化集大成的时期,《诗经》学也呈现出集大成色彩。清人从经学、文学两个向度诠释《诗经》,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绩。本论文以清前中期(1644—1839)《诗经》文学诠释为研究对象,通过搜集、阅读大量有关《诗经》文献,甄选出文学诠释资料,以史为经,以各个阶段文学诠释现象为纬,探讨这一时期《诗经》文学诠释状况,还原《诗经》文学诠释的历史面貌。全文共分为4章。第一章:绪论。主要论述以下5个问题:一、界定《诗经》文学诠释的内涵与外延,为材料的择取与述论划定界域。二、简述清代以前《诗经》文学诠释历程,以见清前中期《诗经》文学诠释并非凭空而起,而是渊源有自,是《诗经》文学诠释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自然发展。三、分民国时期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个阶段,概述学界对清前中期《诗经》文学诠释的研究状况。四、梳理清前中期《诗经》文学诠释的文献主要存在形式。五、胪列本论文的若干创新点。第二章:清前期《诗经》文学诠释(上)。该章主要论述自1644年至康熙二三十年期间《诗经》文学诠释。包括以下内容:一、此期的《诗经》文学诠释在阐发《诗经》文学性质,以臆说《诗》、张扬文学诠释主体,评析章法、句法、字法、讲析诗意篇旨等方面继承、延续了中晚明《诗经》文学诠释的做法。二、在明清易代、实用思潮兴起的的大背景下,此期《诗经》文学诠释又有新的发展变化——从文学角度阐发《诗经》的社会功能,表现在:陈子龙、贺贻孙褒扬《诗经》的“美”“刺”精神;钱谦益、黄宗羲、贺贻孙阐述“变风”、“变雅”如何通过“以情感人”实现其教化作用;顾炎武、陈子龙、毛先舒肯定《诗经》中一些作品“狡迫直露”的审美风格;顾炎武高唱“文须有益于天下”,指出《诗经》作为文学品所具有的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吴乔则阐释了《诗经》之用为“虚用”,不同于应用文的“实用”。三、论述此期《诗经》文学诠释“双杰”贺贻孙、王船山的《诗经》文学诠释。贺贻孙的《诗经》文学诠释主要存于《诗触》与《诗筏》中。他充分认识到《诗经》的文学性质,指出“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者,不可与言经”;并据此提出“观其大意”、力求“圆通”“活动”的诠释方法,反对“拘文牵义”、“呆讲”;彰显创作主体,重视诗人创作时的积极主导作用,认为不同主体面对相同现象产生抒发的情感不同,强调诗人构思在诗歌创作中的积极作用,从“情”着眼揭示诗人的创作心态与动机,诠释《诗经》代拟的抒情方式;赏评《诗经》妙境,评析《诗经》人物形象、诗法,阐发审美感受。王船山文学诠释《诗经》文字主要存于《姜斋诗话》,此外《诗广传》、《四书训义》、《诗经稗疏》、《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中也有一些。他以“情”为核心范畴文学诠释《诗经》:从“《诗》道性情”出发,把《诗经》与其他经书分开,肯定《诗经》中的说理诗、叙事诗、情爱诗;以“情”为出发点和联络点,发展丰富了《诗经》“兴观群怨”接受理论,视“情”为《诗经》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媒介。他还评鉴了《诗经》的艺术风格:从旋律与节奏的角度评析《诗经》的音乐美;以“曲尽人情”、“外周物理”为标准,评赏《诗经》中的情景描写;以“意藏篇中”为指导,赏评《诗经》的章法、句法与用韵。船山的《诗经》文学诠释,《诗》学、诗学交融一体。第三章:清前期《诗经》文学诠释(下)。该章主要论述康熙二三十年至雍正朝的《诗经》文学诠释。此期《诗经》文学诠释,注重文本,推寻诗意:李光地提倡“涵泳白文”,孙承泽要求“以经还经”,朱鹤龄、陈启源虽以考据见长,但也时常阐发诗意与诗法,并时有精彩之论。随着科举考试的复兴,场屋《诗经》用书又逐渐增多,代表作品有赵灿英《诗经集成》、姜文灿、吴荃《诗经正解》等。这类用书讲析诗意,揣摩语气,体现出一定的文学诠释色彩。方苞、储欣,尤其是方苞,自觉以文法理论为指导诠释《诗经》,对后人影响较大。此期《诗经》文学诠释呈现出多维态势:蒲松龄、储欣、汪绂等以世俗说《诗》,把《诗经》拉下圣坛,还原其世俗本相;姚际恒、储欣等从诗画相通入手,揭示《诗经》与画在审美趣味、带给读者的审美感受等方面的相通之处,以绘画手法、技巧评赏《诗经》艺术手法;劳孝舆则通过评说春秋时期赋诗、引诗活动,完成对《诗经》的文学诠释;对《诗经》“诗之祖”的认识向着细深方向发展,如姚际恒反对空言《诗经》为“诗之祖”,要求结合具体作品作出有针对性的分析,田雯认为艳体诗源于《郑》、《卫》之风,叶燮明确指出“诗始于《三百篇》”。此期《诗经》文学诠释的代表人物是姚际恒,其《诗》学著作是《诗经通论》。他继承朱熹回归文本、寻绎诗意,以人情说《诗》的做法及对《诗经》重要表现手法赋、比、兴的认识,拓展了文学批评《诗经》途径。“圈评以明《诗》旨”,是姚际恒对中晚明兴起的《诗经》文学评点的重大发展,将《诗经》文学评点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他极为重视《诗经》的文法结构,常常予以精彩细致的剖析与赏评。第四章:清中期《诗经》文学诠释。此章主要论述乾、嘉及道光朝前中期的《诗经》文学诠释。此期盛行的考据学对《诗经》文学诠释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考据以寻诗意是其主要表现,焦循、马瑞辰、戴震、牟应震、牟庭可为代表。焦循强调“训诂之不明,则诗辞不可解”。马瑞辰以考据见长,也不乏诗意的准确揭示,并时常通过考证字义评析诗的描写艺术。此时也有对以训诂求意不满者:张叙认为“《六经》言性,《诗》独言情”,因此不能以训诂、义理求其情,而应“以情求情”;章学诚则认为《诗经》与后世诗歌的相通之处在于本质上的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而非形式上的“声韵”。以汉学家身份而取得《诗经》文学诠释最大成绩的是郝懿行。郝懿行据自己与妻子平时说《诗》言论撰成《诗说》、《诗问》二书。他注意到《诗经》中的情感描写,述说自己及妻子阅读《诗经》时产生的情感共鸣,评赞《诗经》美妙的笔法,这在考据风气盛行下尤显可贵。此期文论家纷纷以自己的文学理论诠释《诗经》。主格调说的沈德潜强调《诗经》温柔敦厚的审美风格,突出诗人品格对形成这种风格的先决作用,褒赏《诗经》的体制格法。主性灵说的袁枚认为《三百篇》与其他流传下来的诗歌一样,都是性灵,肯定《诗经》中艳情诗的存在价值;认为《诗经》形式由其抒发的性情决定,并肯定《诗经》丰富多样的审美风格。翁方纲认为《诗经》区别于《尚书》之处在于《诗经》是以艺术形式传旨达意,并以具体诗篇为例,论述《诗经》作品具有肌理说关于诗歌标准——实的性质。清前期曾一度衰微的《诗经》文学评点在此期也再度兴盛,表现为评点著作数量大,有11部之多;评点形式多样,眉批、旁批、夹批、总评4种形式兼备;既有原创评点,又有辑评之作;评点的诗学理论色彩较浓。此期评点的代表作有张梦瀛《葩经一得》、牛运震《诗志》等。牛运震以神韵说等诗歌理论为指导,“会其语妙,著其声情”,进一步发展了《诗经》文学评点。崔述《读风偶识》借批驳《诗序》“好不知以为知”、以“正变”“美”“刺”说《诗》行径,提出“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的正确读《诗》方法,通过诠释诗体、诗意与章法,彰显《诗经》的艺术特色。结论部分归纳概括清前中期《诗经》文学诠释的特色:诠释形式多样,名家名作纷呈,经学与文学相杂,《诗》学与诗学交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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