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新政开始，以“中华民族”这一国族概念为体认的民族国家构建便在东北地区蓬勃开展起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和国际环境，东北地区需要面对许多与内地省份和其他边疆地区不同的问题。　　 国家权力的更新和扩张　　 从传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复杂、艰巨和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传统国家对自身行政体制、财政体制、司法体制的更新升级，把自己变成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攫取经济资源的“聚宝盆”，以及社会关系调节的绝对权威和主要仲裁者。　　 在清末行政体制改革中，东北地区首先必须解决驻防八旗制、民户州县制、“姓长制”和“盟旗制”多重行政体制粗疏重叠，功能简陋的问题，必须建立一种统一的，高效的，与内地一致的行政体制。在新的东三省行政体系中，满旗和蒙旗被融合到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行政体制之中，有效地扩大了地方机构的管理职能和统治范围，加强国家对地方的控制。　　 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国家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运转效率，强化了动员举国财富的能力，干预和调节社会关系的能力。但这只是国家机器的自我更新和升级，要真正实现对整个社会进行无孔不入的控制，还需要很多具体措施。　　 国家对社会空间和公民身体的控制　　 实现了国家机器的脱胎换骨之后，国家便开始通过警察、市政强化对社会和城市空间的控制，通过统计调查实现对国民的掌控，通过教育和监狱对国民进行规训。国家权力的无形触角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直接掌握着每个国民的人身，并按照自己的需要训练标准化的公民。　　 民族国家认同、想象与合法性构建　　 控制了社会空间，改造了国民的身体，民族国家还要进一步寻求国民自发的认同。对于东北地区来说，第一步就是收回流失的主权，证明民族国家在国内事务中所享有的最高权威。晚清政府尝试用国际法来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民国时期的东北当局设法收回治外法权。中东铁路沿线的行政权更是中国争夺的重点。此外能否在公共设施建设、货币发行、度量衡标准上体现主权都是民族国家关心的问题。　　 民国政府通过对为民国的创立而牺牲的先烈们的祭礼来激发民众对国家的情感。1929年，在沈阳举行的“追悼抗俄阵亡将士大会”是一次民族国家借助祭奠、悼念烈士，激发民族情绪，提高凝聚力，增强民族认同感的成功实践。各行各业的民众、学生、团体，甚至包括宗教界都参与了进来.一次失败的战争被民族国家转化为全民团结的契机。灵堂、牌坊、花圈、挽联、标语、口号、哀歌、祭文，以及鱼贯致祭的人群营造出一个庄严肃穆的民族国家现场。当局有意识地在这次祭奠仪式中插入大量的民族国家象征，如悬挂党旗、国旗、总理遗像并向其鞠躬，恭读总理遗嘱，呼口号“抗俄阵亡将士，精神不死。中华民国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在现场演说发言者，无不强调这次战争是对外抗争，与以往军阀混战之不同，是外战与内战的分别，因此牺牲者是为国捐躯的烈士，意义重大，值得悼念和学习。烈士成为了民族国家的代表，通过追悼他们，民族国家再次点明了国民共同的敌人——赤俄，点明了谁是外，谁是内，同时也使国民团结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之下。通过深入挖掘、构建烈士形象和牺牲意义，参与追悼会的群众情绪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与强烈的民族情绪融合在一起，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得到大大强化。　　 总而言之，近代民族国家建设是一项异常宏大、复杂和艰巨的工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才能够实现.传统国家不仅要对国家机器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升级，还要努力将权力的触角渗透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每一个角落，对城市空间和国民身体进行有效的管制和规范，不仅如此，它还需要想方设法获得国民自觉自愿地认同，构建起他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近代东北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观察民族国家构建的实验场。以民族国家的视角观察，20世纪初东北当局的许多看似毫无联系的行为其实都是同一个时代浪潮的组成部分，许多看似平常无奇的政策其实都隐藏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