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彭某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案的基本案情、判决结果及理由等较为细致的梳理后,围绕被告人彭某使用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是否属于贵阳某公司的商业秘密及被告人彭某的行为是否造成贵阳某公司重大经济损失两个焦点问题展开论证和论述;由此引发对侵犯商业秘密罪案件中商业秘密范围的界定及重大损失认定标准重构的法律思考进行具体的阐述。本文以案例分析方法为主,同时在收集大量相关资料和信息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支撑本文中心论点的论证素材,同时采用比较分析法,对中外立法关于商业秘密概念的界定及重大损失的计算范围和认定方法进行比较,找出我国应在界定商业秘密的概念及认定重大损失范围等问题的借鉴和完善之处。本文指出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是否为商业秘密是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前提,所以应当清晰地界定出商业秘密的范围,才能更为精准有效地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我国法律对认定重大损失范围及方法的规定尚未满足司法实践中对解决此问题的需求,因此,重新构建非单一性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的计算范围及方法实为必要。本文尝试在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按照物质损失标准重新构建“重大损失”的计算范围,并期望此种不成熟的理解能够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