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养媳是中国传统社会饱受封建落后婚姻压迫的女性群体之一。它源于北宋,历经千百年来的发展演变,终于成为近代时期一种经常可见的婚姻形式,在局部地区甚至取代了传统聘娶婚成为主流的婚嫁习俗。笔者经多方史料搜集与整理发现,在近代江西、福建、广东和台湾等地,童养媳尤为盛行。本文以近代江西为考察中心,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对该省童养媳的基本概况做了力所能及的发掘介绍,并对童养媳的盛行原因和家庭生活进行了透视。此外,近代江西作为“红色摇篮”,留存有大量“红色童养媳”的活动痕迹,例如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性中就有14位是童养媳出身,这为我们采用个案研究法提供了便利。史料的匮乏是制约史学研究的瓶颈,在童养媳研究方面也有恰如其道的反映。童养媳作为旧时地位卑微的女性,活动范围狭小,社会影响力微弱,故而史料记载有限。抑或是记录者存有美化当地风土教化的动机,对童养媳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鄙风陋俗一笔带过或索性不予记载。为此,笔者采用跨学科研究法,将社会学的有关调查资料纳入史料来源,尝试生成量化数据,便于读者览领全貌。最后,本文还研究了近代以来三届政府,即晚清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央苏区对童养媳这一事物的基本态度及管治措施。童养媳是畸形婚俗的产物,与近代以来法理精义不断向前演进的大势相违。然而囿于方方面面陈旧交织的社会因素,晚清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对这一事物的处置不尽如人意,前者甚至持鼓励态度。实事求是地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阶级意志和实际行政中较为彻底地与这种鄙风陋俗划清界限的当属中共治下的革命根据地。在那里,童养媳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人身自由和婚姻自主。反过来,以康克清为代表一批“红色童养媳”也为革命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丰富中国童养媳研究,可以进一步筑牢中国婚姻史和妇女史的根基,也能为中共党史、民俗史、家庭史、人权史和法律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素材或侧面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