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法国新浪潮的电影作者论，使导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甚至使电影成为导演的艺术，它强调了电影的个性风格，避免它沦为媚俗的商品。从法国的“作者策略”到美国的“作者论”，电影作者论影响了电影的历史走向。然而，在经历了曾有的历史辉煌后，电影作者论却遭遇了现实困境。一方面，电影作者论在发展过程中因过度颂扬个性而引发了某种极端化效果——对非“作者”的优秀导演和作品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后现代工业文化的浪潮，改变了文艺理论的发展格局，新语境下的电影艺术呈现出流动性与多元化。在此背景下，电影作者论所要求的统一连贯的主题和风格成为一种难以坚持的品质。所以，电影批评家们发现电影作者论在面对新语境中那些作品内容和风格多变的优秀导演时失去了批评的力度——比如格斯·范·桑特。格斯·范·桑特是一位勇于创新、深具先锋精神的导演，他的作品涉及同性恋题材，如《邪恶的夜晚》、《我私人的爱达荷》、《蓝调女牛仔》、《米尔克》；青少年犯罪题材，如《药店牛仔》、《大象》、《迷幻公园》；以及青春成长题材，如《心灵捕手》、《心灵访客》、《无法安宁》。同时，他的作品风格丰富多变，从纪实主义（《最后的日子》、《盖瑞》等）到类型片样式（《不惜一切》、《应许之地》等），对于格斯·范·桑特而言，电影创作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既可以在独立电影领域独树一帜，也可以在主流文化中游刃有余。所以，他的电影作品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充满流动多变的特质。在电影作者论视阈中去观照格斯·范·桑特，发现他的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作者”意识，比如他的作品（无论是商业电影还是独立电影）中融入了其个人对世界的观察与表达，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断创新探索，保证了电影的艺术审美价值。然而，虽然格斯·范·桑特的电影作品中体现出了“作者”意识，按照传统的电影作者论来看，他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者”，因为他的作品很难归纳出连贯的主题体系和一致的风格倾向。于是，针对这一现状，笔者对传统的电影作者论提出疑义：电影作者论落入窠臼的僵化、刻板，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那么，如何重新阐释电影作者论，才能使其在新的语境中能够被合理运用？首先要做的工作是通过追溯电影作者论的精神底色——电影是表达思想的艺术形式——来确定电影作者论的“弹性尺度”。所谓“弹性尺度”，就是要在不违背电影作者论精神内核的前提下，适当的放宽标准与要求，毕竟最初的“作者策略”也只是某种电影创作的观念。在使用“弹性尺度”之后，再去审视格斯·范·桑特，便会发现在他电影作品内容与形式多变的外衣下所掩藏的充满个人情感的“温度”和“灵魂”，而正是这两者赋予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终极光辉，这才是“作者”应该具备的精神品质。综上所述，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都不能忽略具体的时代环境，所以要将电影作者论置于新的语境下去审视和修整，从而使其焕发新的生机。无论是作为方法论工具还是批评手段，电影作者论应该回到“作者策略”时期去重温当时的电影观念——电影要成为导演表达思想的艺术。这是对作者论进行审视和修整的核心。而一旦将重新阐释后的电影作者论诉诸于运用，将会有效地避免它被时代所冷落的边缘化困境，使它继续成为电影创作和批评的精神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