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组成的大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内，个体差别、家庭差别、身体条件的不同以及所处地域环境的不同，极易造成阶层差别和贫富分化，无论是民间的慈善活动还是官方的救济事业都能不同程度地缓解由这种社会分化所造成的贫富冲突，缩小这种差别的鸿沟。 近代天津是一个慈善救济很发达的城市，尤其是以民间为主的慈善事业占据了社会救助领域的半壁江山，直至今日，天津的慈善事业仍很发达。由于慈善救济事业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越到近代这种地方差异越明显。因此，以天津城市为个案探讨地方特色，不但可以完善慈善救济史领域的研究，而且对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探寻出国家与社会在慈善救济这一公共领域中是如何产生互动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高速增长，社会分化加剧，新的社会不公平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基于此，加快慈善和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历史上的社会慈善救济事业进行研究，可以为现实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这也正是本文的实践意义和现实价值所在。 本文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慈善救济这一公共领域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视角，探讨了近代天津城市的慈善和社会救济事业。全文共分十个部分，从思想渊源、慈善救济产生的历史背景、灾荒赈济、官方救济事业、民间慈善事业的沿革和运作以及各个社团和组织的慈善救济等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探讨了近代天津城市的慈善和社会救济事业。最后得出结论，第一，天津由于其特殊的地域和文化特征，形成了具有天津城市特征的慈善救济事业，虽然是官督民办，但民间力量一直在慈善事业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而且慈善救济事业的参与者具有广泛性和多元性。第二，慈善救济的社会功能体现在养育和教化、社会控制、改善民生等方面，而且传统期与近代慈善救济社会功能有所差异，传统期只注重养育，而近代以后则强调“教养兼施”，慈善救济机构的教化、教育功能得到提升。第三，在近代慈善救济领域，国家与社会关系微妙，既有愉快的合作，也有不和谐的冲突。总体来说，在清末和民国初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多时候是良性合作，1928年以后，双方冲突多于合作。这与国家对社会的监管力度有关系，当国家对社会监管力度小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是良性互动，双方合作愉快；当国家加大监管力度时，双方关系就9是非良性互动，矛盾与冲突不断，这时呈现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特征。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也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有的地方国家力量强一些，社会力量弱一些，双方的合作多于对抗，譬如天津；有的地方国家力量弱一些，而社会力量强一些，双方的抗拒多于合作，如上海。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就是双方在力量的角逐上互相掣肘，最终达到平衡。总体来说，天津在慈善救济领域，官民合作多于对抗，国家与社会双赢，社会和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助于矛盾的化解、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