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刑罚制度是对其文明程度的体现,因此,制定协调的刑罚体系和科学、理性的刑罚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之要素。终身监禁为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所新增设的仅适用于特定重大贪污、贿赂犯罪的一项规定,其设立之初衷是为了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发挥惩治腐败和限制、替代死刑这一极刑的多重功能,具有积极意义。但事实上在分则中增设终身监禁是不妥当的,这种立法存在较大的缺陷。首先:对我国终身监禁之定性造成困难,对此理论界有较大争议;其次,与我国的刑法体系相冲突,在总则没有规定“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的情形下,分则却突破了总则的相关规定设置了终身监禁,将造成总则与分则产生冲突;再次,终身监禁与死刑相比具有相当的残酷性,这就在刑种和刑度之间产生了冲突,造成刑罚体系的不协调;最后,终身监禁的设置,缺乏正当化根据,也与刑罚目的相背离,它使得犯罪人承担了与其罪行责任不相称的刑罚,违反比例原则,同时,终身监禁严重侵犯了人的尊严,损害了刑罚的正义性,与监狱制度也存在衔接障碍,与监狱法教育改造犯罪人的原则相背离,而且贪腐犯罪的主体一般都是年龄较大的中老年罪犯,这将增大监狱的医疗负担,提高监狱为关押犯罪人所支出的费用,有悖刑罚执行所应当遵循的效益性原则。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大都存在终身监禁,而具体规定和适用都不尽相同,各国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了相应的变通规定,并且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我国增设的终身监禁,与其他国家的终身监禁大相径庭,因此对其未来应作何选择,学者们提出了众多设想,赞同者主张将其扩大适用到其他罪名,或者设置为独立刑罚种类,或者将其纳入无期徒刑制度之中,按照能否减刑、假释进行划分从而形成严格、分梯度的无期徒刑;反对者则大多提倡严格限制终身监禁的扩张和适用。本文对终身监禁采取谨慎和克制的态度,首先要严格限制其扩张适用;其次要完善减刑等刑罚执行制度以防止出现司法腐败的问题,确保刑罚取得良好的执行效果;最后应协调好其与死刑之间的关系,以便于更好的深化我国的刑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