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被称为“新兴援助者”,然而中国于1950就参与了对外援助的尝试,近二十年其对外援助的力度和范围正在不断加大和拓展,这才成为了许多外国学者的研究热点。然而,中国官方几乎不公布对外援助的具体数字,其可查的公开信息较为有限。截止本论文完成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分别于2011年、2014年发布了两份白皮书,在这两份白皮书中,主要披露了对外援助金额总额、大体分类等较为宏观的信息,缺乏针对具体国家、具体年份的细分数据,这给中国对外援助的定量研究造成了一定困难。AidData于2017年10月建立了全球中国官方资助数据库1.0版,本论文主要应用其提供的数据,基于2000-2014年来自5大洲12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前人针对对外援助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关注对外援助的绩效。其二,关注对外援助的决定因素。其三,关注援助竞争带来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范畴属于第二类。在这三类中,发达国家作为援助者的对外援助研究占了绝大多数,针对“新兴援助者”的研究最近开始兴起,但是针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援助实证研究极少,本论文对补足该研究领域的空白有重要作用。由于中国的对外援助研究较少,学术界针对中国的“对外援助”定义尚无统一标准。从现实来看,相比于发达国家定义的“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ODA)”,中国的对外援助中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资金流(Other Official Flows,OOF)。为了与AidData的提供的数据类型相匹配,本文采用“援助”的广泛定义,为官方机构执行的资助金额。本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详细梳理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特色和发展历程。本文具有一定的跨学科特色。在理论上,本文主要介绍了现实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交换理论,阐明了政治学和社会学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情况,意在分析中国在对外援助中可能会考量的因素。在实证上,基于之前的考量因素,分析应选取何种变量后,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建立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定量研究。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对外援助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外交因素、经济因素、人道主义因素、治理考量等,最终选取了受援国是否承认“台独”、是否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中国与其的双边贸易额、受援国的负债比率、自然灾害伤亡情况、政府治理能力作为关键的解释变量,并选取受援国人口数、人均GDP、中国GDP年度增长率、官方发展语言是否为英语作为控制变量。接着,本文进行了扩展性研究。比如将双边贸易额拆分为中国对受援国的出口、进口额,之后再加入受援国产油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本文在计量模型的使用上亦有改进之处,除了应用前人广泛使用的混合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模型效应模型之外,还采用了 Tobit固定效应模型。本文认为社会交换理论结合现实主义理论后可以解释中国对外援助的动机,在分配上主要考量政治和经济因素:承认“台独”的国家几乎无法获得中国的援助,而与中国与受援国的双边贸易额,主要是出口额,对于中国分配援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对于产油国的ODA类援助额显著高于非产油国,但给安理会成员的援助额显著低于非安理会成员。与之相比,OOF类的考量因素暂不明朗。综合了之前的研究,本文在最后一章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