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是美国著名记者和著名作家斯诺在西方出版报道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的不朽名著。它已经以数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乎传遍了世界国家和地区。这本书在报告文学史上被称为“忠实描写中国红色区域的第一部著作”。它真实表现了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及其前景,真实写出了中共领袖的远见与判断,真实报道了长征和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被视为我党、我军历史的最具权威性的珍贵资料。这样一部杰出的报告文学经典之作,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为研究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个案文本。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改变了传统翻译研究的模式,将翻译行为放到了一个宏观的跨文化的大语境之中。文化派的学者开始探索文本以外的因素,比如社会、历史等条件。勒菲弗尔就是这一类学者之一。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理论认为,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方式。是创造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它主要受到三个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制约和影响。一切改写,无论它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都是反映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某一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与诗学决定和操纵着各种改写。作为一个特殊的文本,西行漫记是一个外国人从局外人的角度报道中国发生的事件。而后这个文本又被翻译成中文。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得到体现的?几个不同时期的翻译差异表现在哪里?这些差异分别受到了哪些文本外因素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论文选取了三个不同时期的译本:1. 1938年由王厂清、林淡秋、傅东华、梅益等十二人合译,复社出版,书名为《西行漫记》的译本;2. 1979年由董乐山译,三联书社出版的书名为《西行漫记》的译本;3. 1992年由梁民、李方准译,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的译本。本文采用了描述翻译学研究方法,对三个文本作了详细比较,并对三个文本所存在的差异进行分类。总体上,这些差异分为三类:1,由于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不同而产生的差异;2.由于诗学影响而产生的差异;3.既不属于受意识形态影响也不属于诗学影响的其它差异。通过比较分析,本文得出结论:《西行漫记》三个译本的差异成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三个不同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各不相同。其次,不同译者的文化修养和驾驭语言的能力不同。再次,原文作者的态度和立场的变化也是造成译文不同的原因。最后,三个译本所针对的读者群是不同的。译本不但要受到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也要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和口味。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影响《西行漫记》翻译的因素,进一步证明了翻译活动不是单一的语言转换,它是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影响的。即使是报告文学这种体裁的文本翻译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两大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