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来年均近10%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从总量上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虽然日韩的二元经济转型实践,常常用来与中国相比较,被中国所借鉴。但中国面临的转型问题因为国土面积广大、国情多样化、区域转型不同步比日韩转型复杂得多。三大区域阶梯型推进的渐进式转型,可能因为资源在区域间的流动和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带来机遇,也可能因为落后地区转型的滞后掣肘整体经济发展。二元经济转型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三农问题,而是工农和城乡关系协调的问题,是产业结构升级、城镇经济集聚和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二元经济转型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就业结构的转换慢于产业结构的转换,这一状况在三大区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中国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可以说是个制度问题,必须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考察。本文以区域比较的视角,从理论框架和度量指标两方面进行了创新,将经典二元经济理论与新地理经济学相结合,系统研究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强度和差距致因。本研究对于我国平衡区域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完成二元经济转型具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由绪论与文章主体构成。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阐述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对经典二元经济理论和中国二元经济的区域比较研究现状进行文献综述；解释了论文主要研究方法,介绍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指出文章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比较的理论基础。首先厘清二元经济转型的生产内涵和组织内涵、产业内涵和空间内涵,论述了实现城乡一体化需同步推进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根据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划分的二元经济转型的三个阶段,探讨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库兹涅茨拐点的内在一致性。然后,引入“新地理经济学”解释区域间的二元经济转型差距。发生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既是中国二元经济区域比较的核心问题,也是二元经济转型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的连接点。最后划分了东中西部三大比较区域。第三章中国二元经济转型阶段的区域比较。讨论了刘易斯转折点、工业化阶段和库兹涅茨拐点的判断标准与方法,应用其对中国及三大区域的二元经济转型阶段进行判断和分析。中国和东中部处于刘易斯转折区间,而西部尚未通过短缺点；近十年,我国及各区域工业化的进程表明中国及东中部工业化阶段都有了新的跨越,特别是东部已经几乎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而西部工业化进程进展缓慢,一直处于工业化初中期；中国及东中部出现了库兹涅茨拐点。本章以中国及三大区域的经验实证了刘易斯转折区间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库兹涅茨拐点应该出现在同一时期。第四章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区域比较。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是以往研究中最常使用的二元经济强度测度指标,但将它们应用到区域比较中存在局限性。因此,本章构建了全新的二元经济强度指数,这一指标清晰地反映了我国三大区域的转型差距,呈现东中西经济二元性逐渐增强的特征,西部转型严重滞后,掣肘我国经济整体转型。通过合成要素指标的区域比较,分别反映产业意义和空间意义上的区域转型差别。用二元强度指数的变异系数和转型收敛(趋同)检验的方法对区域转型差距进行考察,发现我国区域间转型差距的变动阶段与制度变迁进程一致,制度变迁改善或扩大了转型差距；我国三大区域不具备转型趋同性,中西部没有比东部更快的转型速度。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后二元经济强度会大幅度减轻,经济体二元经济结构状况得到根本好转。第五章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差异的成因分析。本章从二元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区域差异的致因。西部在转型的初始条件下就处于劣势,中部其次,东部转型初始条件优越。生产力层面的原因可从区域内和区域间两个角度考察,体现在劳动力流动、产业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城市经济集聚等方面。生产关系层面的原因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考察。从空间角度上看,我国制度变迁具有从东向西的空间渐进性,导致经济二元性从东到西的阶梯式递增；从时间角度上看,中央政府协调区域、城乡间发展的制度变革会扩大或缩小区域间二元经济转型的差距。第六章结论和启示。在前文比较的基础上,得出本研究的三个结论。结论一：转型的初始条件和经济的集聚决定了劳动力的流动方向,而劳动力流动及其带动的其他生产要素的集聚,导致了三大区域处于不同的转型阶段上,并拥有不同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结论二：我国区域间二元经济转型差距的变动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进程大致相同,制度变迁的空间渐进性影响了区域转型的差距。结论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构成了区域转型背后的利益结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很容易造成二元经济转型的差距,却很难协调和缩小区域间转型的差距。最后,提出协调区域二元经济转型、促进中国二元经济转型成功的六点启示。